至此可以确定,柯林伍德所谓“重演”是要史家必具批判性之反思,史乃史家自身的作品,加重了史家在史学里的重要性。此重演之法,钱锺书的诠释最为精当:“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运作于我心的作品,并不能全靠主观玄思,仍须依赖历史证据,史料仍然不可或缺。所以柯林伍德的重演是理解历史的一种手段,史家必须自我做主,呈现自家的主体性。柯氏认为任何历史事件或行动都有内外两面,内在是事件或行动所“表现出来的思想”(what is expressed),而外在则是表现思想的“事件”(event)或“行动”(action),乃历史知识一体的两面。若无内在不能理解外在,不知外在也无从得知内在。柯林伍德曾批评古代史学名家塔西佗(Tacitus,55—120)之《罗马史》,仅仅以善恶来评价历史人物,正因史家未能于其内心之中,重演古人的经验,所以只见古人外在所表现的善恶而已 ,未免一偏。然则柯氏之所谓史意,不能如余英时所说内在是思想史,外在是政治史 。无论记言或记事,思想史或政治史,皆属两种不同的范畴,而柯氏之意在于外在的历史事件或行动都须从内在的思想去理解,始能得窥其全。
柯林伍德之最终目的,仍是乐观追求信而可征的历史知识,与后现代质疑历史真相之悲观,道不相同;惟其以思想与想象为求真之载具,凡重视精神境界的西方哲人自维柯以来,亦多认为两者区别不大,因历史家与小说家均致力于人生活动的认知,以及以当今之观点建构意义,故历史与小说皆属当今,而由当今之想象创造人生,容易授后现代理论家以柄,以为就思想与想象而言,史学家与小说家在运作上无异。但柯林伍德力辨史学家与小说家之异,仅谓史家与小说家之任务都以叙事述景为务;展示动机,以分析人性为要;而操觚时均意由己出,不假借他人,都属于“先验想象”(á priori imagination)的行为。“先验”(á priori)概念出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认为没有任何知识可以超越经验,然而部分先验知识不由经验推论而得,故先验之见并非植根于经验,而存在于抽象的推理之中。经验之知得自感觉乃“后验”(á posteriori)之知,而先验之知则得自“理解”(understanding)。若用之于史学,从经验获得的知识,无论耳闻或阅读皆属感官的认知,认知到史实之存在属于后验;而理解史实使之成为历史知识则有赖于思想,属于先验。圆明园之焚毁为经验认知的史实,而其之所以焚毁、如何焚毁则是理解后的历史知识,属于先验,故柯林伍德认为,从先验的层次而言,史家与小说家并无不同,皆具独立于经验外之理解;然而真正的区别就在经验事物的虚实,史家必须传真,而小说家可以言虚。然则史家所理解的,必须是真人实事以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必须服膺三大准则,即所叙之事必落实于时地,必须前后一致,必须涉及实证,而小说家皆不必遵循也。由于史家为史学之准则所限,故其思想里的历史世界有一无二,而小说家既无所限,其想象之文学世界可以无限 。质言之,历史与小说叙事虽同但目的迥异:历史不能无中生有,史若不实便成秽史;小说言虚反增情趣,不仅是作者之初衷,亦读者所期盼。然则历史与小说两者仍泾渭分明,不可如后史论者混为一谈,可破海登·怀特史即文之说矣。
柯林伍德亦有异于后史今不能通古之论,而主张古可见之于今,若谓:“每一个现今皆有其过去,每一由想象重建的过去,以现今之过去为目标,而现今之中,思古之想象不辍” ;又尝以流水比喻历史思想的稍纵即逝:“举足涉水,所涉之水少焉即逝;再举其足,已非前水” ,所要说明的似乎是史无定论,又落入后现代理论家之口舌,实则柯氏谓史家不能一劳永逸,须尽全力与日俱新。重建古史固然有其难度,史证、史法、史释皆与时俱变,故每一代史家皆须重写其历史。柯林伍德论史,似如怀特所谓“在于史家自身之创作”(on the creative act of the historian himself) ,但柯氏之创作基于重演之旨,绝不认同历史等同文学创作。
柯林伍德复有言:凡撰述无不反映时代,诗道尤其如此 ,因人由其生长的世界所形塑,其人之诗感,使其心物合一,天人相应。历史乃时空之中自自然然的行动、才性、氛围、精神,所展示者乃既往的情景,而非抽象之通则,故德国诗哲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直言:“历史根本就是诗,留下一则似乎真正发生过的故事。” 诗道讲究妙悟,实为才识超迈的泉源。史家内夫(Emery E. Neff,1892—1983)以《诗之史》(The Poetry of History)为其书名,因诗乃“人类精神要素最完备的象征” ,实乃史家致知的最佳选择。史著具有诗质,不仅仅叙事而已,尚能唤醒遥远的时代,使之复苏如劫灰之复燃,重现其神采始足以动人心弦,不仅传真,更能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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