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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历史真相辨

诗能咏唱,最初教堂内之吟唱,表达灵魂的呼声;既形之于文字,展现人类的精神面貌。诗人之史笔也往往更能展现才识与灵气,故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 —前322)认为,诗比史更具思辨的深度。钱锺书所谓的“史蕴诗心”,也就是理解到史笔之中蕴藏诗心,诗道里的神会足资史家传神之用。史蕴诗心不是要舍真就虚,而是要增添史之美感,增其神态。刘知幾曾说: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叙事则以简省为要,而所谓简省乃疏而不遗的隐晦之道,而此道实即诗道。所以刘氏说:“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 他说今人的史笔不似古人,端因缺乏诗心,以至于读来冗长乏味,不能深体微意,仅得史事的大概而已。然则惟史蕴诗心,才是可读的佳史。刘勰的解味曲包之说,刘知幾的用晦之道,都属此意。史蕴诗心,实关涉史笔叙事,以及创意之流畅与美感,真与美才能结合。司马迁《史记》疏荡而有奇气,所写人物神态毕露;温公《通鉴》庄严信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行文恣肆,结构宏伟,大似“一篇精美的史诗”(a splendid epic) ;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的法国革命史 ,使往事复苏,使革命陈迹重演,均可称之为歌咏之史,斯皆史书而具有诗体之美者。

史家深探人心深处,固有赖于诗;欲洞悉一时代及其众人,亦有赖于诗。诗既对人性之认识有其贡献,诗心足称想象之母,故史蕴诗心始能在认知上加重直感的敏锐。史家对史事所产生的震撼与共鸣都属于直感,也是一种诗感,经由思考与内感以掌握现实。而现实中本有诗情,人类既往之业绩,亦有如宏伟的诗篇。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深信:史虽有赖于科学方法,实与诗密不可分,诗心可令史笔洞察生命的奥秘,掌握时代精神的去向,提升高明的想象力;而想象力与同情心乃理解历史之所需,甚至以为史乃真人实事之诗,其佳者远胜于小说之引人入胜 ,因“诗心之伟大,始能揭露历史表象的面纱,见及史事之真与美”,故谓之“诗般之史”(poetico-historical) 。诗心既最具经验中之情绪与美感的敏感度,亦因而最能表达历史现象的真与美。苟得诗之敏感,始得深探人事的内层,叙事方能栩栩如生,而免死气沉沉 。卡莱尔评伏尔泰之史书,如“仓库里整齐的货品” ,断非诗般之史。盖史意得自对往事之感动,而此感动来自诗般敏锐的观察。然则史意乃诗情的特殊表现而已,史体虽与诗体有异,然史体之设计、写作、风格、议论、行文、遣句,皆未尝不可史蕴诗心,以倍增史体之美。

史家述史,若渴望整体和谐之美,需要诗心,因真与美以及风格与内容大有相关之处。瑞士史家布哈德有言:诗于人类知识贡献最大,其知识之渊源远胜于史,诗较史更为庄严,史可自诗吸取最纯美之泉水,获致探究人性的洞察力,以照明史事;又谓:“诗乃最古老之史,远古的神话大都披着诗之外衣” ,而后进入史诗时代,最后诗才归宗于文学。布氏亦说:史乃诗的一种形式,甚至是诗之层峰,认为艺术与科学两者实属同盟,似相反而可相成 。事实上“就了解人性而言,诗心远胜于史笔” ,故诗人之才智实高于史家,而此乃史家布哈德的由衷之言。

思考与内感置想象于理智之上,似有失客观;现代实证派史家即以为艺术与科学两不相容,但史蕴诗心的结果绝非幻想或浪漫情调,而是培育史家的眼光与想象力,经诗心培育之史识,更能洞察历史的精髓,得其神而更能传其真。考证发掘有利于历史传真,若碑文实录、古墓石室,虽真实无讹,却了无生气;史家不为旧闻所没,则有赖诗心,以澡古人古事之精神,令其魂魄重现,始能达到传神的目的,故史家治史智度之外尚须神会。此即德国史家蒙森所言“史家宜具神悟之才”(the divinatory gift of the historian) ,而神会妙悟莫愈乎诗,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诗道之空灵婉约正可为史家神会之助,而真实之事原可由史料掌控,诗心之柔肠无妨史笔之铁腕,想象与数据合而为一,始见今古人情的温馨,以及诗心与史笔的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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