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僚俸禄大致是由职分田、禄米和俸钱、其他各种杂费与力役三大项构成,并按职事品序列定其标准。但其具体构成有前后时期之分和相应衍生的变化,标准则有官和吏之间、地方官和京官之间的明显差异。以下试从几个关键时期观察其基本状态及发展过程。
一是高祖武德元年(618)确定了一套以职田和禄米为主的俸禄标准,其中京官的标准见表8-12;地方官不给禄米,只有职田,见表8-13。 [82]
表8-12 唐高祖武德元年京官禄米和职田授受标准
▼表8-12 唐高祖武德元年京官禄米和职田授受标准-续表
▼表8-13 唐高祖武德元年地方官职田授受标准
二是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定令时,鉴于以往的俸禄标准难以规范官僚收入, [83]大概也是因为职分田授受数额往往落实不了等问题, [84]又在武德以来的标准上增加了俸钱一项,同时按低京官一等的原则,确定了地方官月俸和岁禄的颁发标准,见表8-14。
表8-14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京、外官禄米、俸钱标准
三是高宗永徽元年(650)以来,又整顿了以往以公廨田、公廨本钱“回易取利”,以供“公私之费”的办法,改革了相关财源,定制“凡京文武正官每岁供给俸食等钱”。即把以往所领参差不一的食料、杂用钱和部分统一配给的勤务人员按其职事品阶明确了下来,又为流外吏员制定了一个虽低却毕竟明确的月俸和食料钱标准,同时制定了地方官分配各种杂费收入的笼统方案。 [85]其所定京官俸禄标准可见表8-15。
表8-15 唐高宗永徽二年京官月俸、杂费、力役配发标准
四是继高宗、武则天以来相关举措后,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全面修订初唐以来的俸禄制度,基本确认了太宗、高宗所定禄米、月俸标准,但在以往某些纳课代役成例的基础上,尤其是有鉴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定文武职事官按品级配给侍从仆役,后来其皆可纳钱代役的做法, [86]把防阁、庶仆等统一配给官员的侍仆数额正式折为月钱,与俸禄、食料、杂用钱“撮而同之,通谓之月俸”,一体颁发。 [87]次年颁田令时,又重定了内外官员的职分田标准,结果便形成了一套较以往任何时候都完整的俸禄序列,其京官的标准概要见表8-16。
表8-16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京官俸禄标准
▼表8-16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京官俸禄标准-续表
总之,从唐开国之初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官僚俸禄的构成和标准序列逐步朝更为合理的方向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从表8-12至表8-16的内容递嬗中,不难体会到该时期商品经济发展、人身依附减弱之类的社会演化,以及俸禄制度本身力役折钱、钱物比重和数量标准等方面的发展脉络。
当然唐代所定的这些俸禄数额,也像汉代那样只能作为一种约略的基数、一种参考的标准来对待。整套俸禄制度所涉要素极为复杂,史官的记载对相关数据又常大而化之,其局限是明显的。如俸料钱虽名为钱,却往往拿不出钱,便只好以粟米等物代替,因而必须据“时价”折算, [88]而折算势必问题重重。 [89]拿粟、钱比价来看,唐代的“时价”低者如太宗贞观四年(630)“斗不过三四钱”, [90]高至“人相食”的则有肃宗上元元年(760)的“斗至七千”。 [91]大致若米斗三四百钱即为饥馑年景,各地粮价又因丰歉、转输、灾害、战乱而相应变化, [92]在朝廷穷尽可能予以保障的京师,市场上的粟价大抵常在六七十钱。 [93]考虑到这些因素,官僚实际收入的俸料钱及折物之数,自会在法定俸禄标准所示数量上下浮动变化。再如役力,表8-15所示仍然只是把部分役力折算成比较明确的标准,而其他“仗身”“士力”等依然不在其中,并且还在派生出其他力役。 [94]凡此之类,都是认识唐代各时期俸禄标准时必须特别注意的。
至于唐后期的变化,从法律的角度看,一方面是所占比重不大的禄米和职田断断续续的维持, [95]另一方面则是俸料钱在正常时期的继续增加。 [96]不过唐后期所定俸料钱标准一般不再以原来的职事品划出等次,而是直接在各种职务下注明俸料钱数,这反映了使职盛行后官、职关系趋于复杂,俸禄制度随整套行政体制的名实错综而相应调整的状态。此外,唐前期已存在的地方官和吏员的俸禄问题也进一步突出化了。流外吏员俸禄在高宗时做过如表8-15所示很低的笼统规定,到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调整时,这些规定似已停废,吏员的收入部分应由各级长官从公廨钱中酌情支给, [97]其间自会留下大片灰色地带。至于地方官俸禄,初唐时其额度低于京官,唐中期以后情况已经逆转。 [98]陈寅恪先生曾据元白诗所及俸料钱考证其况,结论是“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 [99]看来,由于我国古代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即便是唐也未能摆脱地方官之收入水平无法切实把握,而浩繁之吏员又实在供养不起这两大症结。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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