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官僚俸禄制度的发展变迁,值得注意的大致有下列三端。
第一,无事官僚不给俸禄的原则逐渐确定。在士族门阀当政而又竞趋清高的魏晋南北朝,这一原则的推进相当艰难。不过到南朝刘宋时,已出现了“非禄官”这种意味深长的名词。 [60]北魏自孝文帝太和八年(484)方制定俸禄制度, [61]其原则是“德高者则位尊,任广者则禄重,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义”。 [62]太和十九年(495)诏“减闲官禄以裨军国之用”, [63]强调的也是俸禄作为职事报酬的观念。到北齐,有关原则正式进入法令而得到了确认。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所定的俸禄制度中,有一条是“官非执事、不朝拜者,皆不给禄”;同时又做了依据事繁事闲增减官僚俸禄的规定。 [64]这种以职务状态为准来颁发俸禄的措施,至隋文帝已发展为“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给禄”的制度, [65]从而为唐代完全按职事官序列来制定俸禄标准奠定了基础。
第二,地方官在俸禄制度中明显居于特殊地位。前已提到汉代地方官的俸禄标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魏晋以来朝廷势弱,各地都督威权甚盛,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各地官员尤其长官俸禄标准名不副实的情况更为严重。当时记载中的大量“减百官俸”的诏令, [66]对直接向百姓征租赋税役的地方官来说,大概不发生什么实际影响。 [67]当时屡屡重定或修正的俸禄标准,有些也的确只针对京官,直接治理民事和从事征敛的地方官可以说是实际超越于当时的俸禄制度之上的,史载“宋氏以来,州郡秩俸及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 [68]北魏孝文帝建立俸禄制度后,鉴于地方官收入有其特殊性,两年后又另做出州郡县官“依户给俸”的规定。 [69]这种把地方长官作为俸禄制度中的一个单独序列而另定标准的做法,后来又为北齐和隋沿袭。北齐禄制中“州、郡、县制禄之法”自成一系,京官一品岁禄800匹,与正二品的上州刺史相同。 [70]隋文帝定地方州、郡、县长官皆“计户给禄”,又定正三品的上州刺史岁禄620石,远高于同阶京官岁禄500石的标准。 [71]应当说,在地方官实际收入难以把握的前提下,用明显高于京官的标准对之加以规范和约束,不失为面对现实的恰当方案。
第三,俸禄的构成已朝多样化方向定型。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相应,职田、布帛、粟米等在俸禄中占了主要比重,这种情况在西晋时已很明显。尽管当时没有留下俸禄制度的系统记载,但从公一级高官的俸禄构成来看,武帝时先定“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281)起,另加春绢100匹,秋绢200匹,绵200斤;至惠帝元康元年(291)再给菜田10顷,“田驺”(从事田作者)10人。如果该官上任在立夏以后,其菜田当年不可能有收益,则另给俸米一年。 [72]这就包括了粟米、绵帛、菜田、力役四大项,其中,汉代还隐约存在的田土和苍头庐儿之类的仆役,现在已十分明确地发展成俸禄的基本组成部分。
另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魏晋虽是秦汉以来商品经济相对萎缩的时期,但钱还是在俸禄中占有相当比重,尤其梁武帝大通元年(527)诏,百官俸禄,“自今已后,可长给见钱,依时即出,勿令逋缓”, [73]说明南朝俸禄中钱的比重更高。北齐河清时禄制“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 [74]恐怕也是循北魏相关做法所定。 [75]二是在魏晋以来占田或均田制下官僚依法占有和授予的田地中,那些一次性划为官僚私产,或与社会上普通人一样还授,也不随官僚职务级别更动而变化的部分,都不能算是俸禄。唯有西晋明确用来代替俸禄的菜田,尤其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规定随官僚职务调动“更代相付”的“公田”, [76]才能算是一种特定形态的俸禄,尽管其本质不甚适应官僚迁徙出入的职业特点。
隋文帝所定俸禄制度,即继承了魏晋以来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其俸禄构成在开皇初颁行新田令时,便包括了按官僚品级授予“职分田”;同时,除颁给禄粟外,也配以“役力”即侍从仆役; [77]至于是否给钱,从隋代“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回易生利,以给公用”来看, [78]显然也不能排除给钱的可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隋初定“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给禄”,又定地方官“禄唯及刺史、二佐及郡守、县令”, [79]这就把数量巨大的九品低官和绝大部分地方官及全部吏员排除出了颁给俸禄序列。 [80]尽管以后情况有所变化,至少“流外给廪”问题在炀帝大业三年定令时已经解决, [81]但整个隋唐时期地方官俸禄另有标准,吏员俸禄则一直处于缺乏标准的微妙状态,恐只能联系汉代的低官薄禄、魏晋以来屡减官俸,以及官、吏鸿沟的定型等一系列事实加以考虑,其背后的社会和政治、行政内涵堪值注意。
2.唐代俸禄的构成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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