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明代的监察体制,无论是直接参预和主导整个考核过程,还是多渠道地对其中环节随时纠劾,抑或通过考核后的赏罚发挥作用,都不过是整个监察功能中的一小部分。明代监察的发达,实已达到了传统农耕社会所能达到的极限。弥漫于整个政治生活的察察之风,使一向以雍容矜持著称的士大夫变得惶惶不可终日。官僚们一个个以老气横秋而精擅自保的形象出现,以至于后世把“官僚”与“主义”相连,构成一个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概念,溯其正源,实自明代流衍而来。因过度集权而把控制重点放到官僚的日常行政乃至言行上,就不能不日甚一日地借重繁密的监察;而监察网络的扩大,又会进一步要求更大程度的权力集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明代有关制度和官场的状态。
自明太祖用刑严滥,监察之密迅速登峰造极,士大夫“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 [1]迄至明亡,其间虽有若干相对缓和的时期,厉行监察仍可以说是有明一代的祖宗家法和基本国策。其整套监察体制大致仍可像汉唐那样分为相互联系的三大部分,然具体构成已多有不同。
如前所述,汉以来长期发展的御史台至明已改为都察院,仍为最高监察机关。明初又在宋以来台谏合流的基础上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审查监督举国各项政务,从而构成了独立于都察院的另一监察系统,常与十三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此外,太祖以来借助锦衣卫广行刺察,屡兴诏狱,以后又有宦官执掌的东、西厂等机构,合称“厂卫”,这又构成了一个直属皇帝本人的刺察缉捕系统。三者并列设置,各有作用,相互牵制,共同织成了一张空前严密的法网。以下依次述其要况。
1.都察院
在并列设置的朝廷监察部门中,最为重要的是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改以往御史台而成的都察院。 [2]都察院的建制此后陆续增饰,至英宗正统四年(1439)定制而趋稳定,其概要如图7-1所示。按洪武二十六年所定都察院规制,都察院长官左右都御史及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应不公不法等事”。 [3]这些长官与各道监察御史之间,也像唐以来御史台官员一样既有上下级管理关系, [4]又有相对独立地展开监察,甚至相互纠劾的一面。 [5]
图7-1 明都察院建制概况
备注:
①本图据《明会典》卷二《吏部一·官制一》、《明史·职官志二》绘制。
②诸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经历司受发文移,司务厅催督簿书,照磨所勘理卷宗,司狱司掌狱。诸监察御史皆正七品,分察各省及两京、直隶各衙门行政过程,纠劾内外百司之官邪。
③诸都御史或为大臣外出督、抚、理事兼衔。
④《明会典》卷七《吏部六·吏员》载,都察院各官所属吏员共达160名。御史巡按各地随带吏员不在其中。
⑤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都察院建置与上略同,但编制较小。
至于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工作状况,其要点大致有三。
第一,在宋元发展的基础上,明太祖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逐省设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监察御史后,便大体形成了各道御史分监各地兼察各部门政务的格局。到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撤北京道而增设贵州、云南、交趾三道;宣宗宣德十年(1435)罢交趾道,十三道监察御史自此稳定了下来。各道监察御史各纠一省之司、府、州、县官吏, [6]以及境内行太仆寺、苑马寺、盐运司、市舶司、宣慰司和王府等各衙门官吏,还兼负对在京各衙门及南、北直隶府州卫所的监察任务。其分工概要见表7-7。这种把内、外机构部门一一纳入各道监察御史举劾范围的做法,集中体现了唐以来御史分察制度的发展。
表7-7 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带管衙门
▼表7-7 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带管衙门-续表
第二,按上述分工,各道御史既须在本院处理内外左右呈来的一应文案,从事日常监察,纠劾不法官吏,还要频频受命出差,从事专项政务或大案要案的监察。后者的重要性不亚于前者,朝廷也为之建立了一套制度。约孝宗弘治以来,御史的各项差使被分为三个具有一定管理和督责意义的类别,如表7-8所示。
表7-8 明监察御史差使类别
凡御史出差监察、督事,或由皇帝直接派遣(即所谓“钦差”)。一般是事关重大者,由都察院具其事目奏请差点,或引至御前钦点。英宗正统四年(1439)规定,事讫或回京之日,“不须经由本院,径赴御前复奏”。而事较寻常,如巡城、巡库等,则由本院给札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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