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持续了五百余年。尽管这个时期礼崩乐坏,动荡纷乱,但其仍是周朝的延续,是王室东迁洛邑后不断走向衰败终至灭亡的时期。周朝曾经如此辉煌强大,但诸如宗法制、分封制及其围绕等级贵族而产生的礼乐制度之类,曾经对这一政治组合起主要维系作用的纽带,毕竟还是过于松散,经不起日益发展的生产力和不断更新的社会关系的冲击。各种带有浓厚血缘共同体色彩的制度,在与不断深化的私有制一起袭来的争夺土地和人口的浪潮中,无可避免地沉沦下去。在这个王冠纷纷落地的动荡岁月中,与周王室的破落相比,某些抓住了历史契机的诸侯和陪臣却蓬勃发展起来,乘势扮演了历史主角。但是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控制的国度中诞生的一整套制度,实际上开辟了一个长达两千余年的新时代。
导致周王朝崩溃和旧体制瓦解的力量,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蓄积和发展过程。在最为基本的生产领域,铁器和牛耕开始推行以后,贵族们约略划分为井字形的世袭领地内,那种区分公田和私田的传统经营方式已越来越不合时宜。由农奴集体耕作,收获则完全归贵族所有的公田上长满了杂草,一派破败景象。 [1]新工具使个体生产成为可能,使人们迫切要求获得完全归自己支配的土地,或者使自己与土地及其产出的关系更为直接。这就迫使部分贵族置传统封赐关系于不顾,开始把公田尤其是新近垦占之地变成了完全归自己所有的私产,并且采取租佃式经营,从而使自己变成了最早的地主。原来的私田此时也名副其实了,大量平民由此转化为自耕小农。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转折。
无论地主还是小农,他们的生产、再生产都是与土地私有化及其兼并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其政治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冲击了宗法分封制下凝固的地权形态和与之相依存的贵族身份序列;另一方面,在租佃经营中,地主并不凝固占有特定土地和人口,需要强制性权力来集中处理的公共事务由此显著地增加起来。大约从公元前6世纪起,春秋各国广泛地发生了像鲁国“初税亩”这样的事件。 [2]其实质是在公田形式的征敛难以为继的基础上,各级封君开始以履亩而税的方式承认地主或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以此为缺口和标志,那些经过长时期发展起来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生产方式,终于不可阻遏地冲垮了传统的堤防。
首当其冲的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支柱,即与世袭统治全权联系在一起的贵族等级序列,春秋以来至为显著的就是这一身份序列从局部紊乱走向了大规模的崩溃瓦解。在终须以实力相见的冷酷法则面前,以往各级贵族头上被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装饰起来的光环,很快就黯然失色,社会关系面临急剧动荡和重组。据称在孔子编成的《春秋》一书中,有30多位国君被越来越敢于犯上的乱臣贼子所“弑”,50多个封国干脆从当时的政治地图上消失,更多的诸侯则纷纷亡命奔走,被自己过去的臣子们驱逐,或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 [3]这幅兴衰沉浮众生相,反映了当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构成的统治格局的全面危机。当孔夫子暮年叹息“觚不觚哉”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叹息那整套浸透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传统身份等级秩序,已随滚滚黄河水永远流逝而去。
社会变动一旦走到这一步,的确已不可逆转。在诸侯相继改以赋税收入来维持生存,贵族对特定土地、人口保持凝固占有和统治的状态无从维持后,旧时代的卿大夫、士实难再与特定领地上的世袭统治权相依相存。这些等级已不可避免地脱离了实际内容。与当时屡见不鲜的僭越现象相伴,各级贵族与各种官职间的一体化状态也已被打乱,使庶人平民有了身居高官的较多可能。其结局则是官职逐渐独立化,原先由国君在等级贵族基础上随机任免的官职担任者,自此一般不再拥有特定地域的世袭统治权,而只能得到该地人户的租税。到春秋晚期,所谓受封,往往仅是赐予其特定户数的租赋,而不再具有世袭封土意义。 [4]因此,尽管春秋时期官职担任者和世袭统治者的界限并非总是截然分明,但两者之间的区分之势却是很清楚的。
图1-2 先秦平阴都司徒等官印一组
另一个显著的趋势是,有其地而无其统治权的地主经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从中游离出来的公共事务由此正迅速增加和明确起来。这就意味着官职的增多和稳定化,新旧官职系统随之呈现职能和地位上的复杂变动和调整。在维系统治合法性和宗法血缘关系时具有重大作用的宗教祭祀官,如祝、宗、卜、史之类,其象征国体、沟通天人的地位急剧下降,逐渐蜕变为政治和行政的点缀和装饰。 [5]荀子笔下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官各自的职能,也只有在当时,当土地、人口、公共工程、军事和司法等务脱离了井田制下的一体化状态,从并不凝固占有特定土地和人口的地主经济中分化出来以后,才开始稳定和清晰起来。不言而喻,当原有官职无法涵盖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时,自然会产生出新官职。像晋国的军司马,齐国的锐司徒(主锐兵者)、辟司徒(主垒壁者),郑国的野司寇等, [6]都是与原来的司徒、司马、司寇等性质不同的官职,而见诸文献的将军、尉、执秩、边吏等职,则似完全是新设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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