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选拔制度
战国时期官僚的选拔,更看重的是品行和才干,家世、身份等因素虽不能说已不重要,却开始退居次要了。仕途因此而变得空前广阔,无论是对兵家,还是对纵横家、法家、儒家,抑或对各种普通人,都充满了各种机会。常见的如从军立功进入官僚队伍,在战争不息、强存弱亡的严峻形势下,此途十分引人注目。各国的许多将领都由此被提拔上来,尤其是秦国,从公元前4世纪商鞅变法就在这方面制定了整套制度。向面临存亡兴衰而求才若渴的国君游说和上书,是当时做官的又一捷径。记载中因一席雄辩而致高官的例子实在不少,商鞅、张仪、苏秦、李斯的经历皆为典型,尽管事实可能并不那么富于戏剧性,但也可见这种选拔方式在战国的流行。当时最为普遍的仍是从原始时期发展过来的推荐方式。如齐宣王时,一位名叫王斗的学者就曾推荐五人为官,从而导致了齐国的兴盛; [20]当时的政治活动家淳于髡,则在一天中就向宣王推荐了七人。 [21]从大量事例来看,这种先推荐然后由国君考察抉择的情况非常普遍,即便是在因军功或游说而致身为官的过程中,通常也都存在着或隐或显的推荐环节。当然此时的荐举过程,一般都与统治层级相结合,由百官大臣为推荐主体,并有自上而下的甄核、淘汰和任命环节。
除国君直接任用和控制的官僚外,战国各国都存在着大量由大臣自行罗致,协助其处理公私事务的人员。战国著名的魏国信陵君、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门下,那些通常称为客、舍人的附属者各达数千人之多。 [22]他们完全效忠于主人,进退裕如而不纳入国君的统一管理,随时参与其主人的公务,并有很大可能受荐成为官僚。这是西周诸侯、卿大夫家臣制度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形形色色的食客、养士方式,实际上是与相关荐举和任用过程相衔接的储才办法。聚集于大臣门下的大量宾客,可以从中历练并显示其才能,接受必要的考察,获得进一步推荐。当时有许多著名人物都由之登进为官。如以完璧归赵等故事著称的赵相蔺相如,即曾在宦者令缪贤门下当过舍人;在秦统一事业中建有殊勋的李斯,初到秦国时也投靠到相国吕不韦的门下。 [23]与之相应,战国国君也延揽宾客为己为国所用。对于各种途径荐举上来的人才,国君往往先以之为侍从咨询的郎、大夫,或备临时差遣之用,再相机授予具有明确职务的官职。这种与养士、食客之风衔接在一起的储才制度,及其在各种荐举和任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可以说是战国官僚选用制度极富特色的内容。
3.等级制度
官僚等级制度在战国亦已形成和发展,大致包括爵级、班位和禄秩三个序列。爵级通常据功绩授受,军功是最重要的授爵标准,故爵级非官僚独有。授予爵级一般都意味着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私有田宅,或在特定区域征收租税,外加其他一些赋役、司法、礼仪待遇方面的权利。引人注目的是,西周流行过的贵族等级名称,如侯、卿、大夫等,现在又转化成了一般并不世袭的爵称,较为常见的如通侯 [24]、关内侯 [25]、上卿 [26]、亚卿 [27]、上大夫 [28]、中大夫 [29]、五大夫 [30]等。战国各国爵级虽参差不齐,并存在着不少普通人获得爵级的例子,但其与官僚的关系仍十分显著。这不但体现在官僚可以更为方便地获得爵级,或获得爵级后可以更为方便地成为官僚,更体现为各国爵制中的高爵往往寓有职事意味,或仅仅被用来授予官僚,即便是较之各国更为开放的秦国二十等爵制,情况也是如此,而且越是早期,高爵与官职就越是近于一体化,故“爵禄”多连称,这实际上是周秦间新旧体制过渡的反映。 [31]也就是说,当时官僚拥有的爵级,除了表明功绩及与之相连的一系列权利待遇外,还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其在整个官僚系统中的行政地位,从而使爵级同时带有几分官僚等级的性质。
除爵级外,最早可能是因贵族在宗庙礼乐活动中所处位置而来的班位,在战国时期的官僚系统中也得到了某种延续。当然此时的班位已不再表示血缘的远近亲疏,而是体现官僚在议处国政或朝见国君时所占的席位,及其相关的礼仪待遇。如蔺相如在渑池之会后,赵王拜之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而赵奢在阏舆大破秦军后,赵王又令其“与廉颇、蔺相如同位”, [32]都是这个意思。但当时的班位,实质上是以整个官职系统的层级为基准,除少数变则外,基本上是根据官僚所任职务的高低确定的。按照当时的通例,官僚的职务越高,其班位也就越靠近国君。因此,在坐北朝南的国君之下,由近及远依次排列的班位,与以总揽大权的国君为巅峰,由级别从高到低的官僚所组成的金字塔形控制结构,是完全相符的。
4.俸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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