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往考核制度的总结,是唐高祖和太宗关注的一件大事。高祖武德七年(624)颁布的各项法规,大都承袭了隋文帝开皇年间的成法, [1]但从考核制度的新内容来看,以“四善”“二十七最”为主体的考核标准,依据田、户增减而升降地方官考等, [2]都表明高祖重定的《考课令》,已在隋代基础上进一步改进。 [3]太宗登位后不久,基于隋代特命要官主持考核的做法,进一步明确和加强了对四品以下官员考核过程的协调和监督。具体即以尚书省考功郎中、员外郎分别负责京官和外官的考核;另以门下省给事中和中书省中书舍人各一人监督其事;每年还特命“京官望高者二人”,分别校定京官、外官考等;同时又保持了御史台对其全过程的监察。 [4]到贞观十一年(637)正月太宗颁行的新律令中,即包括了汲取高祖以来整顿成果的新《考课令》,又专门做了官僚级别升进和职务更动皆“以四考为限”的规定。 [5]
以贞观十一年新律令的颁行为标志,整套行政体制已被再次整顿确定,考核制度也规模大定。纵观魏晋以来考核制度的调整,其核心问题不外乎两点:一是官僚权、责趋于含混后,如何重订考核标准和相应的赏罚;二是事权纵横切割后,怎样切实驾驭和协调考核过程。北魏也好,隋朝也好,都力图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也都积累了一些成就,唐高祖和太宗正是在此基础上促成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一套系统的考核标准和与之相连的赏罚规定,一种更为严密有力的驾驭和协调机制,正在挟新朝之势全面贯彻。以此为发展的新起点,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系统总结初唐以来各项制度整顿的成果时,经太宗以后不断修整的考核制度,已呈现了一种足可推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密的形态。
在考核的组织步骤上,唐代仍按既定行政节制系统逐级考核,又按既定人事权任逐层定等和赏罚,但其表现形式却有了不小的变化。
长期演变的集权结构发展到唐代,已使频繁执行或传达上级命令,以及各机构和官员之间的广泛牵制和协调成为行政过程的基本特色。各级长官的权力已显著缩小收窄,而处理各种实务所须发生的行政关系,又总在超出本地本部门的管辖范围。在一个上下左右各部门和官员已串联起来相倚相存的政体中,各级长官对其直接下级任职状态的评价,很可能只能窥见一斑。遂须结合更高一级和更大范围,直至把问题交给朝廷,才能对某个官员的功德行能做出完整、准确的评价。因此,唐代考核的层级是各地县州依次考核所属,在京省、台、寺、监、卫、府分别考核所属司、局、署官员,再由尚书省牵头综考各地各部门官僚。如果以甲、乙、丙、丁代表四个由上而下的行政层级,那么汉代丙考丁、乙考丙、甲考乙的状态,现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丙考丁,乙考丙、丁,甲考乙、丙、丁这样对象同步扩大叠加的过程。此即所谓“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6]
与之合若符契的,是当时逐层定等赏罚的层级状态。如本书第二章所述,隋代“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 [7]至唐遂形成了流外九品由尚书省判署,流内六至九品由尚书省提名,宰相审核报皇帝画闻后敕授,四至五品由尚书省协助宰相“进拟”,皇帝署可后制授,三品以上由皇帝综合衡量后册授的格局。以此为准,在唐代的考核过程中,流外九品的考等和赏罚由尚书省最终决定;流内四至九品由尚书省协同主考官校定,再依次由宰相和皇帝审准后生效;三品以上则由皇帝亲加考核和处置。即除各地“州选”小吏外,全部法定等级序列内官吏的考等和赏罚,虽经所在系统逐级审核,最终均须送交朝廷,在尚书省、宰相和皇帝的分工层次中来确定。而州选小吏虽有“四周而代”的规定, [8]却无法定等级、俸禄,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差役性的吏职,也就无须考核定等和赏罚。也就是说,唐代的考核制度中,实际上已经没有不经朝廷而自行定等、赏罚的考核了。严格说来,各地各部门的逐级考核已非完整意义上的考核,而只是考核素材的逐级准备过程,只有朝廷才有权最终完成考核定等和相应的赏罚。
考核不能不依赖上下内外各机构部门的密切配合,也就需要有一套更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机制,这也是唐代重建考核制度的关键之一。因为就考核组织步骤的集权原则而言,其基本轮廓早在西晋杜预“委任达官,各考所统”、主者总集、陟优黜劣的主张,以及北魏孝文帝以来“五品以上,引之朝堂,亲决圣目,六品以下,例由敕判”的做法中,便已形成了。 [9]但如何以一套完整的措施来保障其贯彻执行,如何把这样的考核过程与历经整顿和发展的整套行政机器协调起来,并非在考核制度内部可以解决。对此,形势多变而政局动荡的魏晋南北朝缺乏完成的条件,短命早亡的隋代也未及竟功,唐代在这方面的进展是引人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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