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陈泽奎先生编辑刊行本书初版,至今已30多年了。2009年中华书局于涛和王芳先生编辑刊行修订版,也已10多年过去。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郑庆寰先生的厚意,本书新一版即将付梓,首先要对上列先生致以诚挚感谢,同时也要尽到作者之责,就本次修订略作说明。
新一版仍然保持了本书初版各章的内容结构和基本观点,但修订幅度不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变章节注为页下注。章节注是自初版以来就留下的问题,笔者和读者对此均感不便,特别是本书要以尽可能简明的文字拉出相关制度的概要、脉络,页下注的作用就更显重要。新一版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遂可在行文各处补充当年就应出注的一些依据和想法,更便于利用这些年来诸多新出资料,汲取学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新成果,使本书得以作为一部有其特色的中国古代官僚管理制度通史继续发挥作用。
二是内容、文字调整。内容调整是因认识的推进,并与这些年来新资料、新成果的涌现密切相关。具体如汉代举贡系统盛时选官规模每年近200人,相较于西汉丞相下至佐史员12万多人,官员8000多至1万多人,按30年置换一轮计算,平均每年需选200~300人,这是我们当年认为吏员功次登进为官者数量不多的原因之一。现在看来,其时的入仕年龄似要大于后世,秦律有“除佐必当壮以上”的规定,汉代察举和博士选都曾限年40岁以上,人均为官生涯30年还是嫌太长了,加之其时官多职少的现象多少也已存在,每年实际所需官员人选有可能多达300~500人。这一新的估测意味着举贡系统每年提供的人选远不能满足官员更新的需要,文献所载属吏功次登进为官之例即可弥补这一缺口,而尹湾简牍的面世及廖伯源等先生的研究,正显示了属吏功次登进为官的规模不小,原先的观点确实需要加以修正。而这自然又会影响对辟署与吏道关系的认识,尽管公府辟署的情形特殊,但长官辟署制的主体部分应当是以某种程序和规定直接与吏员功次登进之途相衔接的。在此认识基础上,本书第三章述秦汉仕途结构原先是以辟署与举贡系统相对而言的,现则把辟署附从于吏道而与举贡相对,连同魏晋至隋唐的相关内容亦须相应调整。诸如此类的修改,皆得益于这些年来学界相关研究的推进,对此我们深怀崇敬与感恩之心。
文字的调整主要是与内容相连,同时也有表述问题。不能不承认30多年确实可以发生很大变化,修订版较之初版的显著不同,应是文字删削,以致有些注意不够的地方,前后文气已嫌不接。新一版较之修订版又尤多省文处,不过省下来的文字都补给页下注的资料出处、版次页码了,再就是各种必要的补充性论述了。结果是总字数反而较之修订版增加了约10万字,在行文求简的前提下,这自然意味着新一版各章实际分量的加重,代表了本次修订的幅度和价值。
三是概念的修正。本书讨论中国古代官僚管理制度所用的概念来源不一,在一并将之纳入我们的研究框架时,也不免会有种种问题令人踟蹰。如“机关”“机构”概念的运用,原先按行政学术语体系,用“机构”表示“机关”之下的各个部门,现在则越来越觉得把整个朝廷各部门称为“中央国家机关”是凿枘不合的。这次修订,在府、寺、台、省等官署的表述上已尽可能名从主人,包括基本不用“机关”一词,有必要概括时皆称“机构”,其下所属则称“部门”,这样可能较为平实准确。概念问题上更为突出的是“帝国”一词,本书初版在学界较早以“帝国”概括我国古代的国家形态,当年亦经反复推敲,再版时虽曾斟酌而未改动,这次修订则多代之以汉朝、唐代、历代、各朝之类的表述。这倒并不是我们认为“帝国”一词完全不合中国古代政体的实际,就专制皇权体制和君主世袭统治这些帝制特征而言,把中国古代王朝称为帝国仍然合乎学界的认知,并且便于相应的比较研究。问题在于,中国古代王朝与世界史上诸多帝国毕竟存在极大不同,体现于王朝谱系、王朝体制、王道内涵和易代模式形成与发展的各个方面;而学界对此研究又过于薄弱,迄今除了几张标签人人眼熟,再加上人人自以为看破和不值一哂的厚黑之术,所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可以说并没有积累起多少深入肌理且经得起考验的认识。有鉴于此,我们深感除非需要特别强调共性,在本书中与其沿用“帝国”一词,倒不如代之以“王朝”来得切实,不仅合乎古人的切身关注,更有助于省思今人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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