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差使中,极为重要又通过说部、戏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当首推分头外出,监察各省司、府、州、县官吏的巡按御史。 [7]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其出巡“必须遍历,不拘期限”。通常是出巡一年之后,由都察院另行奏遣御史将其换回。其随员依法可自带书吏一至两名,或从国子监生中奏请若干人同行。其所到之处,负责该省监察的按察司官“务要”前后相随,并带典吏两名、承差一名,以协同处理有关事务,另有依法“差拨”的弓兵防护、驿马站船,构成了一支数量相当可观的队伍。由于巡按御史系“代天子巡狩”,故无论是省一级的“藩服大臣”,还是一般府州县官,皆在举劾之列,倘有不法,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不过,在风风火火的惩处和旌奖背后,其工作还有琐碎不堪和令人疲于奔命的一面。现将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所定巡按御史的职能具列于下:
甲、审录罪囚,吊刷卷宗。
乙、亲诣各处祭祀坛场,点看祭器墙宇有无完缺。
丙、存恤孤老,审问衣粮是否支给。
丁、巡察仓库,查算钱粮有无亏欠。
戊、勉励学校,考课生员有无成效。
己、受军民辞讼,审系户婚田宅斗殴等事。必须置立文簿,抄写告辞,编成字号,用印关防;立限发与所在有司,追问明白,就便发落,具由回报。若告本县官吏,则发该府。若告本府官吏,则发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则发按察司。若告按察司官吏及申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等项,不许转委,必须亲问。若有关军职官员,随即奏闻请旨,不得擅自提取。
庚、所至官吏,有守法奉公、廉能昭著者,随即举奏;其奸贪废事,蠹政害民者,及在以上过程中有欺弊者,究问如律。
辛、审查所至地方各机构开报之下列政况:
①科差赋役,②圩岸坝堰,③荒地开垦,
④站驿船马,⑤急递铺事,⑥桥梁道路,
⑦税粮课程,⑧户口增减,⑨学校师生,
⑩收买军需,⑾织造染坊,⑿升斗称尺,
⒀辞讼完缓,⒁皂隶弓兵,⒂孝顺节义,
⒃旌善牌坊,⒄衙门印信,⒅赃罚寄收,
⒆地图取勘,⒇讲读律令,(21)鳏寡孤独,
(22)仓库房屋,(23)官吏履历。 [8]
非但如此,巡按回京之日,又须逐一将其所巡所为事项造册汇报。据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所定“册式”,其必须汇报的事目多达28项,每季终、岁终需要汇报的事目又多达11项。 [9]巡按御史这种大小罪失一把抓和深陷于所巡各地各部门大量案牍之中的职能状态,正代表了明代监察的典型风格。除某些仪制程式不同外,例兼都察院长官衔赴各地监察的巡抚,以及各省的按察使司和分巡道的监察情形,大体也与之相同。
除巡按各处外,御史还要定期全面审查各衙门的公文卷宗。如南北京畿道监察御史,通常三年一次查勘在京各衙门卷宗,“以御史资深者差用,为大差之首”。 [10]御史又常督学政,如英宗正统元年(1436)起,由吏部会同礼部、都察院“选差”监察御史二员,请敕提调南北直隶学政,以后又以巡按御史兼提调辽东、宣大、甘肃等处学政。 [11]此外,明初以来,对“一应不公冤枉等事,钦差监察御史出巡追问”。 [12]十三道监察御史广泛、灵活和系统化了的差使制度,与其分工细致稳定的日常职能构成了交叉覆盖的监察网络,也集中体现了都察院在监察深度和广度上达到的新水平。
第三,除一般管理外,御史履行监察职能的限制和要求,已更加严格和琐碎。大的规定如御史弹纠,务必开具确凿年月实迹,不得虚文泛诋,讦拾细琐;纠言有所不实者,抵罪;若见善不举,知恶不拿,须杖一百,发往“烟瘴地面”。御史请托舞弊,较一般官吏加三等惩处;若犯赃罪,则从重论处。都察院内部从都御史、经历、照磨到监察御史,但见不公不法、旷职废事、贪淫横暴,“许互相纠举,不得拘私容蔽”。细处的要求,如巡按御史所赴各地,若系原籍或曾当官、居住之处,皆须回避,亦不得令亲戚之类在所至衙门奔走办事。出巡时,除法定随员外,不许别带吏典皂隶人等,不许盛张宴席,邀请亲识“以张声势”;饮食供帐“只宜从俭,不得逾分”;对必须亲自处理的案子,不许转委,罪囚则不可“辄自与决”,须与当地主管协调行事。御史所到之处不得接见“闲杂人等”,与当地官员往还必须遵行法定“出巡相见礼仪”,不得问“此地出产何物”,亦不得纵容地方官“出郭迎送”。 [13]由于上述规定都被朝廷郑重列入统一颁行的“宪纲”“宪体”之中,(1)而都察院及各省按察使司俱称“风宪衙门”,因而适用以上限制或要求的,实际上包括了风宪衙门的全体风宪官。这种在负有繁密监察职能的御史身上施加同样繁密限制的做法,实为朝廷不能不极大地依赖深入每个行政角落的监察,又不能不按同样的逻辑对其限制监督以防监察失控的写照。 [14]
2.六科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从事制敕和章奏审核纠驳工作的给事中,在明代作为一支新的监察力量崛起,以至于人们论及当时的监察部门,动辄以科道并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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