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即便位高权重如督抚,也要受到巡按御史的密切查察。在其他方面,如不许督抚擅自差遣官吏和占用夫役船马,不许越规修置“衙宇家火”,不得纵容地方官越境迎送,又须严禁所属擅受辞讼、骚扰地方等,限制亦与巡按御史略同。这里特别要提到按察使司,尽管其与巡按、督抚相比明显处于下风,其监察职能也有减弱之势,但毕竟仍属风宪衙门。其一方面要通过类似或不同于巡按御史的各种渠道,对本省各项行政过程广为监察;另一方面,也对巡按御史起着明显的制约作用。除对确凿的不法行为提起弹劾外, [67]在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为巡按御史和按察司官制定的“册式”中,巡按御史每到任满,须将28项履职情况造册汇报;按察司官的造报册式则规定每岁终须将该司各官事迹,举劾情状,以及其余与巡按相同的监察事项共21件,一一“备细开报”朝廷,此外还有10项情况需要造册上报,其中第2、3两项是每季终时,须将巡按御史、布政使司官和该司官员巡历时的随从马快、人员多少、宴饮供给、所到地方和回省日期报送朝廷。 [68]不难看出,按察使司的这些工作,实际上是前述巡抚不得虚张声势、炫耀威仪之禁的具体保障。再如英宗正统四年所定“宪纲”中,有一条要求巡按、按察司官对一切兴利除害之事务陈所见,凡并无旧例,须创新规之事,两者必须“公同评议,互相可否”。也透露了一定的制约意味。 [69]
总之,明廷对各地的监察,无非是依据现行政体格局,对长期以来遣使出巡的各种形式做了取舍。基本已为地方长官的按察使、建制驻地渐趋稳定的督抚,以及仍然保有出巡使者性质的巡按御史,这三者加到一起,无疑是一张前所未有的严密监察网。考虑到其烦碎细致和深入地方各衙门具体事务之中的监察状态,加之明代仍有多种随机性灵活的使节和各地布、按二司的分守、分巡等道,明廷对各地的控制程度也就不难想见了。
明代的行政监督,与由专职部门或官员展开的监察是相呼应的。前已指出,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罢相后,六部等专项政务机构已是直属皇帝本人的工作班子;此前的洪武九年撤除各地行省改设都、布、按等司,地方各专项政务机构与朝廷各部门的关系先已贯通。在此基础上,沟通皇帝与百官、朝廷与地方关系,并在各专项机构间起一定协调作用的,主要是地位隐约不清的内阁辅臣和各种钦差督抚之类。这种程度空前的权力切割势必需要更为有力的协调配合,最终则都增加了皇帝直接插手干预的可能和必要。整套行政体制不是朝有利于政务处理,而是朝确保高度集中统一的方向发展,其本身就意味着官僚权责关系的更为淡薄、紊杂和所需行政监督的深化。除继续以公文流转为监督重心,从而使公文格式、收发传递、勘核审查、奏缴注销、保管稽考等制度变得更为发达外,明代行政监督的发展,还在下列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方面,在整个行政体制进一步条条化的过程中,朝廷对各项政务一竿子插到底的控制原则和更为多样化的监察方式,已在有关行政设施的改造和调整中得到全面贯彻。这不仅通过朝廷部、院、府、寺与各省三司间单一或多重的对口关系,也通过军务、漕运、盐政、钞法等专项政务的处置格局反映出来。明代行政监督的多头交叉和丝丝入扣在这里同样发挥得淋漓尽致。下面不妨以漕运为例述其要况。
成祖永乐九年(1411)至十三年开会通河,疏浚南北河道后,元朝的漕粮海运之势随之衰歇。 [70]至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大运河顿成朝廷命脉,漕运事宜的重要性空前突出,遂渐形成了一套合军、民、财、刑诸种设施于一体的漕运体制。 [71]当然广义的漕运是一个从地方基层到最高当局无不牵涉在内的庞杂过程,这里只考察漕运的督运状态。综合各时期的情况,其重点大致如下。
图7-2 清顺治二年巡漕御史刘明偀揭帖报漂失船粮
永乐十三年,令北京、山东、山西、河南、中都、直隶、徐州等卫各选都指挥使一人统领官军运粮,从此漕粮运送任务由专门为之拨出的大量部队——万历年间包括105个卫和23个千户所,官兵共达16万人——承担; [72]以漕运总兵官一人、把总若干人和各卫所指挥官,构成基本节制系统。在此之上,永乐十七年以来,又常遣侍郎、都御史、寺卿等大臣“催督粮运”。代宗景泰二年(1451)起,开始较稳定地以都御史一员常驻淮安,总理漕运,提督军务,或兼巡抚淮海、凤阳等处及河道等务,显著加强了对漕运事务的专门控制。英宗天顺元年又设参将一人协助总督,为押运官,次年另拨刑部主事或员外郎一员,为理刑官,增加了漕运总督衙门的力量。凡每年漕船起程,“都御史坐镇淮安,参将移诸瓜、仪,总兵驻徐州,各分经理,催督船粮”。与此同时,除以御史严加监察,或直接参预其事外,具体主管漕政的户部,每年又须奏差主事若干人(万历年间为5人)充监兑官,前往有关省份,监督漕粮征兑起运等事;还须奏差郎中一人为攒运官(万历时由御史担任),“领敕”催督船运事宜。此外,各省布、按二司及分守、分巡、督粮、兵备等道和直隶各府,也须一程程督理粮运。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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