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督、抚皆钦差大臣,位高权重自不待言,尤其代宗景泰以来普兼都、副都、佥都御史衔后,其地位在巡按御史之上已无疑问。但其无论是巡抚地方兼提督军务,复兼理河道、粮饷、关津等务,还是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漕运等务兼巡抚地方,皆非专掌监察,并正在日益转为包揽一省、数省大政的最高行政长官。因此,如果说明代各省的都、布、按三司突出地反映了地方行政的条条化趋向,那么,督、抚的不断产生和逐渐稳定,就集中体现了与这种条条化相伴的协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两者都是整套地方行政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无非是其都肩负着一定的监察职能罢了。也就是说,按察使司固然已可算是地方有司,但是督、抚也已有了浓厚的地方化色彩,并且还在随时间的推移继续地方化,其残存的钦差大臣名义则已消退殆尽。而巡按御史就不同了,其代表朝廷轮流外出专事监察的性质,最为突出地继承了长期以来遣使出巡之制的精神。因此,尽管其在品级和仪制上都无法与督、抚抗衡,且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规定其在外接待巡抚“不逊者,回道之日以不谙宪体奏请降调”, [60]但在监察和实际履职中,两者实际上是相互制衡的,不可以督抚兼都御史衔而将其简单地看作巡按御史的上级。
具体来看,巡按御史与督抚在履职时发生的关系,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类型。
一是巡按与督、抚会同行事。“凡抚、按遇有地方大事,皆会同而行”, [61]具体如孝宗弘治八年(1495)令各处抚、按“会同从公考察布、按二司”。 [62]世宗嘉靖二年(1523)规定,“事关抚、按两院者,仍照例委官会案发落”;二十五年,又令地方官因军情重大,灾伤紧急,无法赴京考满者,“许抚、按合词奏留”。 [63]
二是分头行事。凡巡按出巡盘查,不必会同巡抚,而督、抚之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河道、关津等,自亦不必与巡按相共。对各省司、府、州、县,凡抚、按下达之“常行事务”,“止以文书先到者为主,奉行官吏不必观望两请”。 [64]当然,无论是会同还是分头行事,都不排除两者间的互相监察。朝廷在这方面还做了明确的规定,具体如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令抚、按官不许互相荐举,如有不公不法,仍照宪纲互相纠劾”。 [65]巡抚或巡按动用钱粮,皆须“互相觉察”,“一体互报”,若用银一百两以上而事非紧急者,且须“先期商订,会案施行”。 [66]
三是在分头行事时,督抚和巡按之职在许多场合呈现出一定的层次关系,当此之时,“代天子巡狩”的巡按御史,一般负有对督抚实施监察的责任。这在嘉靖以来督抚之制稳定化后已极为明显。“凡徭役、里甲、钱粮、驿传、仓廪、城池、堡隘、兵马、军饷及审编大户粮长、民壮快手等项地方之事,俱听巡抚处置”;但有关部门须将其“处置缘由”逐级上报至各省都、布、按三司,由之呈送巡按御史“知会”,并“查考得失,纠正奸弊”,却不许其径自插手。而凡“文科武举,处决重辟,审录冤刑,参拨吏农,纪验功赏”等事,则系巡按御史“独专”之权,“巡抚亦不得干预”。这里提到巡按“纪验功赏”,其完整的规定是“巡按御史不许同巡抚报捷”,而只能由主管军务的督抚奏报,无督抚处则由总兵等军务官奏报;但巡按却应纪验功次,“以明赏罚”。其中的监察意味不言而喻。此外,救灾赈济,“专责巡抚”,由之会同各省司、府、州、县官酌量灾情轻重,应时散发,巡按“毋得准行”;但如“赈济失策”,则听巡按纠举。显然,这些规定只能用督抚和巡按自身的性质来解释。
最后,巡按也好,按察使也好,性质上都属朝廷统一制定履职规范的“风宪官”,督抚自代宗景泰以来普加都、副都、佥都御史衔后,也是如此。因此,他们的具体情况虽因权限、地位和性质而有所不同,但在许多方面是完全相通的。也就是说,前述巡按御史履职的细密事项和繁多限制,也大致反映了按察使和督抚的监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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