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子制虽不断遭到抨击甚至被废除,但其代表的血统观念和特权气息却在不断滋长,并日益渗透到其他仕途中。如太学生徒中,官贵子弟便占了很大比重;郡国辟署重要僚佐时,例亦排斥单家寒门。 [63]有研究表明,两汉所察孝廉中,约70%为官贵子弟,再加上富豪子弟,达75%以上。 [64]因此,汉武帝以来太学等多种仕途的开辟和扩大,尤其是察举制的盛行和为人所重,固然为一般人创造了较多的入仕机会,却也未尝不是为高官子弟的登进提供了更多也更值得去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任子制地位的下降,实际上并不意味着高官子弟入仕的困难,而是展示了朝廷对其经由举贡、学校等途登进的一种导向。
与任子一样不被士大夫重视的仕途,还有如下几种。赀选之途,指向官府交纳一定财物而入仕,但由之入仕者往往受人轻视,不会被授予重要职务。 [65]故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增加朝廷收入的手段,在官僚选拔体制中并无重要作用。方伎之途,即以特殊技艺而入仕,一般用于宫廷侍奉,或礼乐等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领域。 [66]上书之途,则是直接上书皇帝炫鬻才识而得官,除武帝朝多事之秋显得相当引人注目外, [67]东汉以来趋于衰歇。如此之类,名目繁多,却都较为零碎而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
上述三大系统的状态,实际上已经显示了秦汉仕途结构的总体轮廓。至于这套结构的内部关系,尤其是举贡和以辟署为代表的吏道这两大仕途系统的关系,则主要是在吏员可按功次等既定途径登进为官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官、吏在行政分工和层级上的差别,在古代社会很容易带上尊卑贵贱等身份色彩。吏员登进为官,往往会遇到各种习惯上或法定的限制,成为具有特殊规定性的选官途径,也就是所谓“吏道”。由于春秋以来社会大变动的影响,加之秦汉早期甚重吏员的传统,当时官、吏区别虽逐渐明显,却未形成严格界限,吏与官一样受到社会尊重。重要吏员在行政作用和实际地位上甚至可超过一般官员, [68]吏员登进为官时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障碍。其具体途径有二:一是如前所述,吏员可在任职期间积累必要功绩年劳,逐级升转为官;二是全部吏员都可与其他低官和平民百姓一样,通过察举、学校等各种既定仕途晋升为官。按功绩年劳逐级升转之途,是与考核和相应的黜陟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因而由吏积功升转为官的前提,是先须升为考核黜陟纳入某种统一管理的重要吏员之列。这部分吏员,或者就是前所指出朝廷各部门由大鸿胪调补备案,各地则由郡守调补备案的重要属吏,进入此列的决定权当在其长官。虽今已不得其详,但汉代吏员分为这样两大部分应无问题。 [69]
汉代吏员既可按功绩年劳,又可按既定仕途登进为官,这种状态是与当时吏员以长官辟署为主,辅以朝廷统一调补的格局相呼应的。而吏道以外的既定仕途中,举贡系统尤其是察举制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有研究表明,对数量最大的郡县属吏来说,仅孝廉一科,即在他们上升为官的多种可能中占了四分之一以上的比重。 [70]特别是到东汉,前已指出朝廷屡屡下诏申饬郡国在察举前“务实校试以职”,已从法律上明确了察举制主要以吏员为举贡对象的状态,故文献所载被举者确实多为长官属吏,东汉以来更呈现了先辟署为属吏再按察举科目贡至朝廷的次序。因此,当时仕途的举贡和吏道两大系统,都是针对吏员选用及其继续登进为官来安排和展开的,此即秦汉仕途结构的框架内容和特色。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举贡系统和吏道系统在两汉官员选拔体系中的地位是此消彼长的,这一态势自武帝独尊儒术尤其是东汉以来已日益突出。举贡系统在选拔官员的数量上不占多数,却在意识形态上占尽了优势,逐渐成了高官要官的主要来源,而吏道系统则提供了最大数量的中低级官员,其他如军功、学校、任子、赀选等途径,则起着可轻可重的辅助或调节作用。这幅总的图景,便是以后各历史时期仕途结构发展演化的基础。
(1) 如居延汉简10.17:“显美传舍斗食啬夫莫君里公乘谢横 中功一劳二岁二/月 今肩水候官士吏代郑昌成。”198.20:“
中功一劳一岁三月一日半日 今居延甲渠候令史/代殷利。”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第16、311页。
(2) 居延汉简110.22A:“尉史张寻 文毋害 可补
。”179.4:“肩水候官执胡隧长公大夫奚路人中劳三岁一月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年卌七岁长七尺五寸氐池宜药/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179、286页。居延新简E.P.T3:3:“
……颇知律令文年卅八岁长七尺五寸居延肩水里家=去官八十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第6页。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362:“玉门候造史龙勒周生萌 伉健,可为官士吏。”文物出版社,1984,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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