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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秦汉仕途及其基本结构

当然,各级长官的辟署是在朝廷法令的指导约束下进行的。像秦的《置吏律》《除吏律》,汉的《置吏律》《功令》等,都是当时法律中针对官吏选用的篇章,此外还有《秩律》《史律》等篇从不同方面规范着各地各部门属吏的选署过程。 [28]从出土和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来看,这些法令的内容包括了属吏的编制员额,被署用者家世、品行、年龄、任职等方面的限制, [29]并由监察部门监督和保障其贯彻。 [30]同时,各地各部门署用属吏也有一定的协调机制。汉代属吏级别大都在百石以下,但三公等重臣府僚、三辅重要吏员秩在四百石至二百石间, [31]一种说法是汉初这些吏员的署用需要上请,尽管其并不影响长官的实际决定权,但也可见皇帝不是完全放手。 [32]文献所见不少属吏跨部门任职的事例,更说明其上存在着某种协调机制。 [33]前引《汉旧仪》卷下载西汉人事控制格局:“四百石长相至二百石,丞相调除;中都官百石,大鸿胪调;郡国百石,二千石调。” [34]即明确了朝廷各部门和各地属吏调补的协调者,当然这与汉初百石以上属吏任命需要上请一样不妨碍长官对其署用。

有些专业性较强的吏员是由朝廷统一选用、调补的。如汉代《尉律》规定,县、郡应对17岁以上的学童进行考试,凡能熟练诵读9000字的,便可署以相应吏职。各郡还须考试选取通晓六体文字的书写者,推荐给朝廷由太史令甄核后统一署用,其中优秀者可充尚书和御史台令史。 [35]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显示,学童课试为吏之制远不限于文字书写,秦汉时期凡史、卜、祝之子,皆可诣太史、太卜、太祝学习相关技艺,经规定期限课试合格,即可调拨到需要这些技艺的部门任职。 [36]此外,武帝独尊儒术后,丞相公孙弘等奏请各郡专设文学卒史二人(边郡一人),从熟悉经义的吏员中统一选补,并将之著于《功令》,以利光大儒学,宣谕“训辞深厚”的诏书和政令。 [37]

综合上述情况,可见秦汉时期吏的选用大致是以各级长官依法辟署为主,辅以朝廷统一选拔和调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中大量存在汉代官吏积累功次升迁的记录,吏员积累资历和功绩登进为官实为当时的一项制度, [38]尹湾出土西汉成帝时期的《东海郡长吏名籍簿》共录145人,其中超过40%是由公卿、郡县、侯国属吏和军吏以功次年劳晋升为县道长相丞尉等官的, [39]其比例超过了48%。这就表明,在以功次升迁登进的制度之下,由于吏员处于整个官僚队伍底层,数量远远超过了官员, [40]吏员选拔之途实际就是整套仕途系统中选用量最大,由此登进为官最为集中的一途,是大量中低级官员的主要来源,平民白丁跻身官僚队伍的主要渠道。这一点对秦汉以来历代均有普遍意义。

除举贡和吏道系统外,由于特定领域或不同情况的需要,也由于专制君主随时设制或破例授官,秦汉时期还存在着军功、学校、赀选、任子、方伎、上书等多种仕途。它们大多既适用于官的选拔,也适用于吏的选拔。其地位的上升下降随时随事而变,总体上不在当时整套官僚选拔体系中占重要地位,可以归为对举贡和吏道系统起一定辅助和调节作用的其他仕途系统。其中较突出的有如下几种。

1.军功之途

军功只是一种条件,从立功到入仕是有间距的。这种间距非通过一定的选署环节来联结不可。所谓军功之途,往往只是正常仕途在特别重视军功条件的军事系统内的一种变体。当然,一旦军事活动在全部国务中占压倒优势,以至于整套官僚体制都呈现出强烈的军事色彩时,情况就可能反过来,变成多种仕途都以军功为首要条件,从而使军功入仕看起来成了一条独立的仕途。秦从商鞅变法后奖励耕战,终至一统天下,便属于这样的时期,故后世说秦“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 [41]其中“辟田”也可以理解为“胜敌”所需的后勤保障。此后,每当战事频仍,军事重要性上升,也会程度不同地发生类似情况。但在总体上,当汉初以秦奠定的政治框架保障农耕宗法社会的基本秩序,尤其是武帝以来独尊儒术,把维系这种秩序的伦理准则和体现了这种准则的儒学要求贯彻到多种仕途中去以后,军功入仕的作用和地位,便再也没有达到过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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