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不同流派的启蒙思想,对美国思想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格兰的启蒙思想。 对农业改良的关注,对调和宗教与科学的渴望,尤其是对进步的性质以及最能促进进步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关注,使苏格兰思想家和北美殖民者的交流合情合理。然而,殖民地有一个苏格兰并不存在的因素:奴隶制。有人认为,启蒙主义文本是在帮助和支持种植园主,而不是在帮助奴隶。这种观点是对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和作者写作意图的混淆。除了休谟和早期的康德之外,很少有被我们认定为启蒙主义者的人希望自己的学说或理论鼓动人们去奴役他人。 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个与他的奴隶(也是他的情妇)生下子女的奴隶主,他认识到了自身处境中的悖论:
人是多么了不起、多么难以置信的机器啊!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他可以忍受苦难、饥饿……监禁甚至死亡本身,而下一刻他又对支撑他通过试炼的这一动机充耳不闻,对他的同胞施加奴役,他一个小时给他的同胞带来的痛苦,比他起来反抗时所感受到的所有痛苦都要多。
同理,美国独立战争刚取得胜利,就在18世纪90年代发生骚乱,与其最激进、最自由的原则背道而驰。这里举一个例子。托马斯·潘恩在英国和法国待了多年之后,于1802年回到了他在新世界的家。他声名在外,在巴尔的摩(Baltimore),没有一家旅馆愿意接待这位既是雅各宾派又是无神论者的客人。当潘恩到那里时,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已经变得极具争议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极端行为的反馈。回想几年前,杰斐逊曾称赞潘恩的思想是“健全而纯粹”的。法国大革命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为跨大西洋的国际共和主义对话注入了活力,涉及大部分欧洲语言。 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数以百计的英国、爱尔兰和法国移民,他们都是18世纪90年代政治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伊利胡·帕尔默(Elihu Palmer)是18世纪90年代美国最知名的自然神论者,他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时候指出,法国大革命受到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启发,法国士兵满怀彻底摧毁专制主义的愿望返回故土:“全世界的专制暴君联合起来扼杀自由之子的诞生,但这是徒劳的。”
早在美国和法国革命爆发前几十年,人们就开始了关于自由和专制的讨论,这也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18世纪中叶以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阅读和写作都体现了一个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是如何参与共和主义思想、自然神论、共济会、科学活动的,以及他为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付出的努力——在学习了大量“有用的学问”之后,他就可以开展政治活动、建立功勋。 富兰克林和当时的许多试验者一样,试图了解电的性质,并将其应用到有用的方向。 在对改革宗教性的开明探索上,他还希望能够达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可以使一个有德行、崇尚自由的人的需求得到满足。
我们发现富兰克林在1782年的时候就是巴黎九姐妹会所的导师,即所谓“受尊敬者”(Le Venerable)。富兰克林在费城的一间会所入会之后,一直活跃了数十年,并且是会所内的领袖。在加入费城的圣约翰会所(St. John’s Lodge)后不久,富兰克林在《自传》(Autobiography)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通过将世界各国有德行的善良之人结成一个常规的组织,用适当良好而英明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管理,而这些有德行的善良之人或许会比普通人更一致地遵守这套共同法则,从而形成一个‘道德联合会’(Party of Virtue)。”富兰克林后来回忆道,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自己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所有宗教的共同之处,以便将其作为一种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普遍的自然宗教的基础。在他所提及的道德原则中,最引人注目且最有意义的是:“对人行善,是人类对上帝唯一的服务。”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