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寻找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自然宗教,富兰克林在共济会汲取了更多的养分。他还学到了群体行为和政治组织方面的经验。1774年,他同大卫·威廉斯(David Williams)共同创办了十三人协会(the Society of 13)。这是一个自然神论者的圈子,其创始成员包括富兰克林、威廉斯、梅杰·道森(Major Dowson)、托马斯·本特利[Thomas Bentley,他是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的助手]、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约翰·怀特赫斯特(John Whitehurst)、托马斯·戴(Thomas Day)和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十三人协会呼应了共济会中有识之士的秘密社团的模式,保留了共济会的传统:在受到迫害的国家限制会员的人数,一般限定为13人。与该协会相关的所有人员都是激进的辉格党人和共和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迫害——这样想也并非完全错误。
理查德·普莱斯、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本杰明·沃恩(Benjamin Vaughan)、约翰·赖因霍尔德·福斯特(J. R. Forster)、爱德华·班克罗夫特(Edward Bancrof)、托马斯·潘恩以及大卫·哈特利(David Hartley)都是与该协会有关的大人物。沃恩与富兰克林有大量书信往来,特别是在道德哲学的问题上,他比大多数人都更熟悉富兰克林在道德阐释(主要是世俗制度)方面的尝试。所有这些人都支持美国的革命,而且这个协会最主要的作用是通过秘密手段将英国和法国的激进主义者安全地运过大西洋。
就性情而言,杰斐逊对秘密社团和哲学性的礼拜仪式并无好感,但他还是知道了这个团体,并与其成员进行通信。作为一个自然神论者,杰斐逊与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富兰克林、普莱斯、普里斯特利与另一个英国激进主义组织有关,该组织明显受到了共济会的影响:立宪辉格党(the Constitutional Whigs)的总会所(the Grand Lodge),其起源可溯源至1689年光荣革命和之前几年的反对派政治思想。
围绕宗教的性质和起源的思想不断发酵,当这些思想与新的社会团结形式相结合时,促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政府,特别是对其绝对主义形式的关注。在18世纪后期,这种关注——在当时并不为人所接受——在法、德两地特别明显,但在奥属尼德兰和意大利也能时有显现。我们不认为对基督教正统观念发起的启蒙主义挑战与18世纪80年代后期爆发的民主革命有多大关联,并且,这一点应该被重新审视。
1765年,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认为对美洲的殖民开辟了“上帝为照亮无知者而设计的宏伟场景。”18世纪90年代的其他美国人认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上“最开明”的国度。 他们能够在认同一场国际和世界性运动的同时,宣布自己对国家的忠诚。矛盾的是,他们一边想象自己是一个平等的群体,但又一边将黑人和美洲原住民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美国的繁荣加强了这种“开明”的正义之感。
这些哲学家也引起了殖民地政治思想家们的注意。在1765年的印花税法危机(the Stamp Act crisis)中,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在讨论政治自由取决于“冷静的头脑”时,援引了孟德斯鸠的观点。 他用卢梭式的话语进一步描述了这种自然状态:“任何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未经他人同意,都不得占有他人的财产。” 同样,塞缪尔·亚当斯认为,“当今的时代比起以前的时代更加开明……这样的一个时代……将极其看重全民教育的效用,以促使国家对此给予足够的支持和帮助。” 到1794年,他认为法国人已经摒弃了“世袭及排他性特权那些荒谬、不近人情的要求……[他们]从长期的沉睡中突然苏醒过来,废除篡夺,并将每个人置于平等权利的基础上”。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