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威廉·温德姆。他生活在伦敦,善于交际,怀有政治野心,并精心管理着自己的时间。他对时间见缝插针的利用与我们现在毫无二致。就在一个世纪以前,我们也见到了荷兰王室的近臣小康斯坦丁·惠更斯,他经历了1689年的光荣革命,享受着世俗的乐趣——流言、荤段子和军事活动,他从来不思考自身行动的宗教意义。这些早期现代世俗社会中的人物展现了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在此时此地的生活状态,并指明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新的生存方式。对于伏尔泰、大卫·休谟(David Hume)、伊曼努尔·康德这样的启蒙人物,我们知之甚多,但是面对那些知名度较低的普通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18世纪的人,我们将他们描述为启蒙人士是否合适呢?他们可能不像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是值得并且也会被人拿来单独讨论的思想家,但是正是这些普通人,使我们看到了启蒙运动在更“普通”的生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他们是世俗的、开明的,在利用时间与空间的方式上,与那些宗教信仰非常虔诚的同时代的人截然不同。我们需要知道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将在某种程度上随机选择事例,深入研究一些通常鲜为人知但又能展现启蒙价值观的人物故事。作为不同活动的参与者,这些男男女女展现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宗教动机的利益考量。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世俗而开明的,同时,他们对自己的宗教背景也没有过多的恶意。世俗性同宗教性一样,不仅仅是一套主义或是异端邪说;世俗性意味着在这个世界潇洒自在,很少顾虑其他。他们的生活与(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专门讨论过的)生活在18世纪中叶的布料商人约瑟夫·赖德的生活迥然有别。
而且,他们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路易丝·戈特舍德(Louise Gottsched)的丈夫是一位文学家,曾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的著作引入德意志。路易丝·戈特舍德在向一位好友写信时表示,出版于1759年的爱尔维修的《论精神》(De l’esprit)“展现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是对偏见——无论这份偏见是来自传统还是来自宗教——的挑战”。她的丈夫,哲学教授约翰·戈特舍德(Johann Gottsched),则要谨慎得多,但他对这些作品也没有敌意。而曾经在荷兰学习的德意志医生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从爱尔维修的著作中嗅出了斯宾诺莎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味道,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像约翰·戈特舍德这样立场温和的人愿意将法国哲学家的著作介绍到德意志地区——他们从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的著作开始,却仍然拒绝接受1750年以后流行的唯物主义中所蕴含的激进的世俗立场。这群来自英国、英属北美殖民地以及欧洲大陆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人,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样本,我们将从那些开明而立场温和的人开始讨论。
亨利·彭鲁多克·温德姆(Henry Penruddocke Wyndham)——他生于1736年,与威廉·温德姆并非亲戚关系——让我们得以了解受过教育的男男女女是如何汲取启蒙主义思想的。温德姆是一位绅士旅行家,在那个刚刚时兴旅游的时代,他深入威尔士,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威尔士地区被人忽略的美,而人们也总是错误地认为威尔士人是粗鲁而落后的。他没有使用更过分的“未开化的”(unenlightened)的说法。他详细介绍了来自罗马时代和诺曼征服时代的威尔士古物和教堂之美,以及为“从凡夫俗子野蛮而极具掠夺性的好奇心下”保护这些古物所付出的努力。
温德姆认为古罗马人一直在传播文明;在艺术和建筑领域,他们“通过艺术……远比通过刀剑获得的多”。罗马艺术和建筑的完整性令他激动万分,相比之下,“现代教堂中盛行的七拼八凑的建筑风格……完全入不了我的眼”。 早在20世纪60年代,彼得·盖伊便将启蒙运动描述为“异教的复兴”。这种认识在温德姆对其旅行的思考中得到了体现——他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旅行时参观了风格迥异的天主教教堂。同天主教欧洲的其他启蒙主义思想家一样,温德姆最为看重的就是异教建筑的齐整与规律性。面对一座被地震毁坏的现代城市,只要有一丁点机会,温德姆也会像18世纪中叶葡萄牙的开明首相那样,将里斯本重建为一座能够反映几何秩序与设计整体性的城市。 18世纪中期的都灵所采用的就是这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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