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通过陆路抵达意大利,就必须翻越阿尔卑斯山。对18世纪的旅人而言,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这段旅程都是严峻的挑战。旅行者所到的城市或公国互不统属,但其中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或教宗的势力范围。在这里,到处都是天主教信徒,对宗教改革的严厉打击仍随处可见。诞生于16世纪的耶稣会和宗教裁判所,对整个意大利的文化和知识生活发挥着近乎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只需看看17世纪90年代在那不勒斯开始展开的迫害行动,就能找到一个事例作为本章的开端。这些行动旨在使学校摆脱原子论、无神论和极端自由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神职人员认为学校里充斥着这类东西。人们用“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统称所有这些自然哲学观点,据说这些观点受到了笛卡儿思想的启发,而在17世纪90年代,那不勒斯成了这类思想的大本营。“现代哲学”的方法是实验性的,并倾向于对学校所传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学说进行批判。在医学领域,现代派对放血疗法等当时的医疗方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们认为完全自由的探索对医学的进步是十分必要的。他们还会到那些欧洲最好的图书馆,在那里,从古代原子论者到现代哲学家——如斯宾诺莎——的著作他们都可以接触到。那不勒斯当局也像罗马宗教裁判所一样——采取长时间审讯或禁绝的手段,并发表公开谴责——将原子论者囚禁起来,一般不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
那不勒斯的耶稣会学校的负责人乔凡尼·德·贝内迪克提斯(Giovanni De Benedictis)对当下盛行的自由风气大加斥责,他还指责笛卡儿、伽桑狄(Gassendi)以及其他人的新科学是天主教信仰面临严重威胁的根源。在威尼斯共和国,新科学的支持者也受到了类似的指控。1693年,一位耶稣会士从那不勒斯写信给一位同事解释说:“这里的情况是,几乎所有原子论者都被发现是无神论者。两个人公开放弃主张,十二个人入狱。” 现代派哲学家们则认为原子论是从古希伯来人那里继承而来,他们喜欢阅读英国新科学的支持者——如罗伯特·波义耳等人——的著作。德·贝内迪克提斯对笛卡儿所说的“我思故我在”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一思想充满主观的个人主义,并将想象力置于真理之上。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鼓励人们对思想进行自由探索。他提出,“小体”是自然界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概念使经院哲学的惯常说辞变得毫无意义。原子论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无神论。
相比之下,17世纪90年代的伦敦,艾萨克·牛顿的一位至交,理查德·本特利,在著名的田野圣马丁教堂(St. Martin-in-the-Fields)的讲坛上,发表了他对原子论的解释,他认为,这种学说为牛顿形而上学的反唯物主义提供了支撑。他批判了基于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唯物主义,并认为是万有引力的非物质力量——而不是原子——在宇宙的真空中起作用。几年后,塞缪尔·克拉克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通过他们的努力,这些有关牛顿学说的讲话被翻译成了各种欧洲语言。
从伽利略(于1642年去世)开始,在意大利半岛,人们并不理解新科学。异端搜捕人员对新科学保持警觉,他们认为这种科学体系会带来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还会破坏经院主义学说[这一学说源自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阐释]。经院主义学说通常被用来解释天主教的变质说(transubstantiation)及其他教义。面对经院哲学家的谴责,一些现代派人士勉强对“寂静主义”(quietism)表示了接受,认为少数教义就可以体现基督教的信仰,而真正的信徒应该顺从地去争取一种内在的精神和平,而不追求外在的信仰表现。
1707年,塞莱斯蒂诺·加利亚尼(Celestino Galiani,1681—1753)和他的同行开始进行牛顿光学实验,罗马的启蒙运动迎来了重大进展。但是,对于牛顿新科学能否在意大利茁壮成长,加利亚尼仍信心不足;1705年,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道:“我们真正担心的不是宗教裁判所,而是那些认为[科学实验]不过是杂技演员的把戏的人。” 但他十分坚定,并赞同牛顿光学的核心——原子假说。宗教裁判所没有明确对哥白尼学说(Copernicanism)表示责难,但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宗教裁判所曾为此判伽利略有罪。当时,加利亚尼秘密支持的原子论,也是令宗教裁判所感到忧惧的学说之一。对于原子论和日心说,牛顿显然是支持的,但也是未言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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