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00年到1700年之间,西方人发现了两个新世界: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这些发现与商业的大举扩张同步,并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将更多民族和地区带入西方的轨道。天上和地上的空间被重新配置。要理解这些重大发现,需要新的思想和语言。
基督教必须面对新的现实空间带来的智力上的挑战。新的科学发现将地球逐出了宇宙的中心,由此让人们对所有传统的解释都产生了疑问。新大陆和新民族的发现则带来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为何这些民族信奉着自己的宗教,从未听说过基督教的福音?有些人可以皈依基督教,而有些人则不见得那么容易改宗。传教士发现了几乎多到不可想象的各种信仰,并很快开始争论这种多样性背后的含义。每个人都有“上帝”(God)的观念吗?某些新发现的民族天然就是无神论者吗?在欧洲一直备受景仰的希腊和罗马权威对美洲大陆的存在没有一丝一毫的了解。西方人无法再依赖基督教神学长期提供的一致性和秩序。这样一来,新的现实空间就为启蒙思想的首次出现提供了土壤。
物理神学(Physico-theology)是其最早的尝试之一,旨在使数学可知世界中的物理实在(physical reality)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其基本目标是传播信仰,颂扬“伟大的建筑师”,重新定义基督教的一致性与秩序。17世纪的新物理学——机械性和数学性是其特征,其中还包括“日心说”——强化了以秩序和天意设计(providential design)为基础的神学。为基督教正统观念服务,成为英国自然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以及艾萨克·牛顿(图1)的目标。他们意图用物理神学反对这个时代的新的异端邪说:无神论、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温和的启蒙思想:拥抱科学、避免基督徒内部关于教义的争论,并赞同宗教宽容。 物理神学的主张构成了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自由派共同呼声的一部分。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是牛顿的朋友,也是牛顿思想的诠释者,因为他的努力——通过个人联络和翻译布道——这些主张影响了新教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到了饱受战火蹂躏的17世纪末,人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基于科学的基督教正统思想。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三场危机(英伦三岛三王国爆发的革命、西班牙对尼德兰北部统治的终结以及三十年战争对中欧造成的破坏),需要人们对政治现实给出新的回答。一批人试图重新定义政治秩序:霍布斯、洛克、英格兰共和主义者以及英联邦党人(Commonwealth men),更不用说在荷兰共和国的格劳秀斯(Grotius)和斯宾诺莎。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批驳了基督教正统观念,为社会和政府采取开明做法奠定了基础。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拒绝认同绝对主义君主制和君权神授。他们将国家权力投入到社会安排中,为安全、财产保护和正义提供保障,以换取被统治者的认同(哪怕是默许)。霍布斯甚至将国家权力建立在与人民的契约之上,将国家比作“会死灭的神”利维坦,从而使之与上帝区分开来。
除了战争与革命,空间的秩序和一致性还面临着其他挑战。货币的流通对所有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创造了新的交易、历史和事务。在欧洲社会,新的城市联合形式出现了,正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几个世纪后写的那样,这些新形式赋予了参与者“释放迄今为止被压抑的能量”的手段。 一言以蔽之,面对新动态和新的社会安排,欧洲人和后来的美洲殖民者予以了回应,并重新调整了他们对现实空间的理解。仅举一个例子:18世纪末,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突破了他所继承的古典共和主义观点,认为共和国可以并不仅仅是一个小国,还可以横跨整个大陆,从大西洋延伸到波光粼粼的太平洋。
图1 艾萨克·牛顿,其理论学说成为启蒙思想的支柱之一(ID# 1775740)Courtesy of Bridgeman Images.
帝国主义冲力通过征服和谈判所获得的空间,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引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关系。欧洲民族国家和后来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拥有先进的武器和军队、船只和马车——随之而来的还有疫病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意愿。他们的行为有时十分残暴,一经报道,便使欧洲人被迫了解了那些遥远的民族及他们的习俗。无论是西班牙的绝对主义君主制政权,还是荷兰的共和政府,都已认同或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以扩大他们的权力,而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需要空间、民族和天文方面的知识。在西方历史上,对于拓宽空间知识疆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达到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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