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纳慕尔的情况已经十分“糟糕”,那么巴黎简直“无可救药”。整个18世纪,警察都在搜捕那些“反对宗教、国家和良好道德”的书籍的传播者,并时不时就能抓到几个。这种非法贸易为启蒙思想的表达提供了条件。1704年,有个叫安托万·加罗歇(Antoine Galoche)的书商被当局逮捕,此人保存在警察局档案中的信息显示,他贩卖的是一类新的文学作品——色情文学。《回廊中的维纳斯》(Venus in the Cloister)这般的书名令人浮想联翩。到了18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一组七人团伙,他们将一部有关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Priapus)的作品《好家伙修士无行录》(Dom Bougre)(讲的是一个同性恋和教士的故事)中的淫秽故事雕刻出来,然后将这些版画向公众传播并贩卖。 其他被警察抓捕的书商也被投入监狱,罪名是兜售“损害国家的书籍”。然而,仍然有一批人专爱讽刺国王路易十五及其情妇。有一位监狱的常客曾说:“国王是个低能儿,是个暴君。”甚至还有一名国王的骑兵队长因为散播关于国王及其情妇“极其下流的谣言”而遭到逮捕。
到了18世纪40年代,法国警察开始对一些新的社交形式采取监视行动——其中一种来自英国。以伦敦为起点,共济会扩张到了欧洲大陆,先是于1720年传入鹿特丹,然后又到了海牙和巴黎。不知当局是否知道,1723年的共济会《宪章》告知弟兄:“在过去,共济会成员在每个国家都被要求信奉该国或该民族的宗教,不管它是什么,但是现在我们认为,更合适的做法是让他们信奉所有人都认可的宗教。”这句话很难说是对宗教正统的认可!这一原则被共济会推向了世界:“我们属于所有民族、语言、氏族和方言,并决心反对一切政治力量,因为它们从来没有为增进共济会的福祉做出过任何贡献。”
法国当局认为共济会十分可疑,因为共济会的仪式使其看上去像是一种新的宗教,而且共济会吸引了不少贵族成员。这个新出现的秉承普世主义的兄弟会可能在策划一出反对政府的阴谋,因此应该收缴共济会的书籍,并将其传播者投入大牢。我们能够辨认出身份的最初的法国成员之一是“国王卫队的一个黑人”,他也会同其他弟兄在巴黎的一处共济会会所里聚餐。 君主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会让非洲人成为他们的士兵或仆从,这已经成了一种时髦的做法;这个黑人则是一名小号手。
到了18世纪30年代,共济会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了俄国,并在当地的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瑞典的情况相仿,俄国的共济会会所也能够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这些会所同时还促进了英国对俄国的影响,詹姆斯党(Jacobites)在初期曾在推广共济会的工作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到了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统治时期,维也纳的共济会会所也充当了进步知识分子同贵族及廷臣会面的场所。
一些共济会会所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性的空间。陌生人得以相聚,跨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限——至少对那些能付得起会费的人而言是如此。很多法国共济会会所逐渐接纳了新教徒,但犹太人和穆斯林从未受到过欢迎。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共济会会所则不存在这种不宽容的现象。到了18世纪80年代,同时接待法国男性和女性的共济会会所在活动场地的中心位置放置了四名女性的塑像。她们代表着世界的四个部分——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尽管全球化效应令非西方人窒息,但并不妨碍欧洲人借此把自己想象成真正的世界公民。
直到18世纪下半叶,这些共济会会所依然会引起欧洲天主教徒的疑心。在1757年的斯特拉斯堡,当局关闭了一家共济会会所,理由是那儿是淫乱行为的温床。同样的事情甚至发生在了新教占主要地位的瑞士。1738年,罗马教宗谴责了加入共济会的行为,天主教教徒会因其共济会会员的身份在忏悔时无法被赦罪。而教宗的谴责,并没有拦住天主教徒加入共济会的脚步。加入共济会的天主教教士会被人认为是“开明的”。 18世纪60年代,在都柏林的共济会中,有40%的成员都是天主教徒。
很多共济会会所非常强调基督教的行为举止,并自我标榜为“美德的学校”。 然而它们所追寻的美德更接近古典共和主义的理想,而非教会的传统教导。共济会的美德集中体现在强大的公共精神、对内部管理的重视,以及将友爱视为会所乃至更大社群的“社会水泥”(social cement)的理想上。 到了18世纪80年代,法国各个共济会会所会派出代表来到巴黎,这些代表并非按照资产多寡行使投票权,而是以一人一票的形式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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