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可能性可谓无穷无尽。心怀不满者从旅行文学中找到了一面镜子,通过从中想象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遥远的乌托邦——来反思自己的世界。例如,在1693年出版的《南方大地新旅行记》(Nouveau Voyage de la terre austral)中,作者说所有雌雄同体的“南国人”(Australians)生来体内就有男女两性,而“父亲”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因此母亲和孩子并不受父亲辖制,而且“男人霸占女性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与其说是一种合法的权威,不如说是一种可憎的暴政的结果”。 在攻击暴政时,这种性别释义可以被轻易地延伸至包括所有男性在内的权威人物。除此之外,连那些上流社会的人都可以成为浪荡子,为何不能赋予全体人民性自由的权力?学者们说,往东方或西方去,或者干脆去到非洲——在那里,做爱是自由的,不会感到羞耻。
根据“南国人”的观点,人类本质是自由的。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也很模糊:“他们相信这一不可测度的存在无处不在,他们将一切可以想象的敬意都献给了上帝。”然而他们从来不讨论宗教。当地的老智者——“哲学老人”(le vieillard philosophe)——解释称宇宙是由运动中的原子组成的,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通往想象中的新世界的旅程中,这位老哲人告诉我们,实际上,由于新科学的出现,由自然神论向唯物主义的过渡几乎已经变得毫不费力。
就在同一时刻,一位不知名的英国人于1689年踏上了前往鞑靼利亚(Tartary)的旅途,大概是在他的想象中。他发现“死亡就是停止行动与思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鞑靼人显然不相信有来世。如果有人问他有什么宗教信仰,他大概会回答他是个牧羊人。 一部分乌托邦旅行文学作品,就是在17世纪末以来的匿名著作潮中诞生的,这类作品专门劝导人们放弃宗教信仰,同时致力于为人们打开不信教的新视野。
即使全球探索中各个大帝国的利益并没有渗入到东欧的部分地区,想象中的旅行也开启了丰富的可能性。对大多数欧洲人而言,鞑靼利亚遥不可及。鞑靼利亚的大致疆域西起俄罗斯,并一直向东延伸。然而,还有一个更近的东方:无论是当时的西欧人还是现在的西欧人都把它称为东欧。目光望向维也纳,萨伏依的欧根亲王就在它的门前。在18世纪,无论是在识字率还是人口数量方面,欧洲的这一地区都被认为十分落后。但是情况并非一直如此。
16世纪的波兰和立陶宛,城市的工资水平与繁荣程度还与英格兰相当。但是随着农奴制的施行,到了1700年,这里的识字率和人口数量都被西欧远远甩开。由于当地识字率远远低于10%,在东欧和中欧地区,根本不可能像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那样诞生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 事实上,将启蒙主义思想首先带入波兰境内的是德意志的新教徒。也就是说,波兰人完全有能力培育出自己的自由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从都柏林到克拉科夫以及其他更远的城市,我们都可以找到早期启蒙主义的影子。
甚至连活动在欧洲和印度各地的亚美尼亚商人,也逃脱不了启蒙运动的影响。这最先表现为他们在马德拉斯(Madras)创办了一份亚美尼亚期刊。《亚美尼亚镜报》(Azdarar)于1794年在当地创刊,很快在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也出现了同类期刊。同样重要的是,受洛克和孟德斯鸠著作的影响,这些作品明显展现出一种共和主义思潮。虽然亚美尼亚走向世俗化主要是在19世纪,但18世纪后期的大众扫盲运动和迎合大众口味的文学作品为这一进程提供了便利。
正如我们在法国和意大利发现的那样,审查制度的效力是有限度的。甚至连西班牙人也无法阻止禁书的进出口贸易。到了18世纪80年代,人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可以找到违禁书籍(至少当时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这么认为的)。有一次,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从马德里运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箱图书展开搜查,结果发现了一座禁书的宝库。 如果连宗教裁判所都无法阻止这项贸易,其他人就更没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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