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标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前几章的内容不同,并不是捏造的故事,而是孔子(孔丘)的发言,但是相关的解释却出现历史方面的误差,所以本章将以此误差为主题。
《论语》记录了孔子的言论以及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主要是由孔子的徒孙收集老师(孔子的弟子)的言论与见闻所写成,不过,之后也经过筛选、改编与追加,一般认为,现在的内容与形式是在前汉奠定的(汤浅二○一二A、渡边二○一六)。
由于《论语》不是在孔子的时代写成,而是在孔子死后数十年才完成,所以都是单元性的内容,而不是具有完整体系的文章;因此本章的主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没有前后文,只有「子(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篇〉)这段记载。因此,就产生了各种对这段内容的解释。下列的内容就是其中一例。
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或开末而抑其端,或曲辞以章其义,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汉书.方术列传》)
这是「不需要告诉民众过程与理论,只需要告知结论即可」的解释。这种为政者让民众保持无知的状态藉以维持统治体制的方法,又称为「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在日本也通常是「不必告知不需要告知的事情」的意思。
若从结论说起,孔子并未提倡愚民政策。若问为什么,可先从比较简单易懂的用字遣词说起。在论语之中,「可」这个字如下列的范例一样,具有「好」或「可以」这两种意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学而篇〉」(子贡说:「虽然贫穷却不谄媚,虽然富贵却不骄纵的人,如何呢?」孔子回答「甚好,但不及贫而以道义为乐,富而爱好礼仪之人」。)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篇」(信誉符合道义才能兑现诺言)
在殷代的甲骨文之中,「可」是「好」这个意思的形容词(落合二○一六),到了西周之后,衍生出「—可以」(能够的助动词)(五一九九八A),之后又衍生出「—应该」(义务、当然的助动词,但是到了春秋时代之后,这个意思就消失了。
孔子当然也未使用这个意思,而「由」是从属的意思,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直译为「百姓可让他们服从,却不能让他们理解为什么要服从」的意思。
由于《论语》未记载前后文,所以代名词的「之」到底指称何物,至今未能厘清,但前者的「之」若是「百姓」,后者的「之」若是承接了前句的语意,那么解释成「虽然能让百姓服从,却无法让他们了解服从的意思」(森一九七八、金谷一九九九)较为妥当。
从孔子的思想也不难明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是愚民政策。孔子提倡的国家论、政策论如下。
孔子说:「管理国家要以身作侧,如北极星泰然自处则众星拱之」15
孔子说:「以政令管理,以刑法约束,百姓虽不敢犯罪,却不以犯罪为耻;以道德引导百姓,以礼法约束百姓,百姓不仅能遵守法纪,还会引以为荣」。
鲁哀公问:「该怎么使人心服」,孔子回答:「将老实的人置于不老实的人之上,则百姓心服,将不老实的人放在老实的人之上,则百姓不服」
孔子说:「能以礼让治国吗?没问题!不能以礼让治国,又该如何实行礼法」
由此可知,孔子对于百姓的良善与知性有所期待,认为体察民意的政治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国家才得以安泰,所以当然不可能提倡愚民政策。
奉行孔子教诲的人称为「儒」(或称儒者、儒学家),相关的思想则称为「儒学(或称儒家、儒家思想)。孔子在世时,儒学并非被采纳为国家政策,但是在孔子离世之后,儒学于战国时代在全中国普及,并在前汉后期到后汉这段期间成为国教(官学),后来也被称为「儒教」。
为什么孔子的言论会被误解?为什么儒学会对后代造成深远的影响?就让我们一起了解霸主体制瓦解之后的中国历史。
西元前四八一年,《春秋》的记载结束,《左传》的记载也于西元前四六八年结束,之后的时代就缺少可信度较高的资料。目前没有像殷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与春秋时代的《春秋》这类分量足够又可信的文字资料留存。
虽然《史记》的六国年表算是最有系统的记录,但还是有一些年代与编撰方面的错误,也因为采用了年表的格式,所以内容太过简洁,所以得搭配各时代或是各领域的各种资料考证。
图表8-1是六国年表的开头部分(小字的部分为后代的注释)。「六国」就是「战国七雄」减去秦国之后的六个国家,为求年表完整而加入了周朝与秦国。
《史记》将建立了王朝的周与秦视为特例,所以使用「六国」这个称呼。
除了六国年表之外,较为可信的年代记就属战国时代前期的《竹书纪年》(魏的年代记)与《系年》(出土文字资料。楚的年代记)。虽然这两本年代记都不如六国年表广泛,但是与六国年表比对,便可掌握历史的大致样貌,而且《史记》的〈周本纪〉、〈秦本纪与世家〉(各诸侯的年代记)的内文也相对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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