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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与男人一起工作

“哥伦比亚”号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着陆一个多月后,瑞亚·塞登身穿一件透明蕾丝袖子的白色婚纱,在家乡田纳西州默弗里斯伯勒的一座卫理公会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她的丈夫胡特·吉布森有着一头褐金色头发和浓密胡子,他穿着一件黑色燕尾服站在圣坛前迎接自己的妻子。胡特握住瑞亚的手,两人交换了结为夫妻的誓言。当他们走出教堂时,好几十名摄影师已经等在门口。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媒体抢着给这对新人拍照。

胡特和瑞亚是在空中坠入爱河的。瑞亚在T-38上的训练一开始并不顺利,她渴望能找到合适的带飞教练。一段时间后,胡特成为她的教练。在T-38的驾驶舱里,胡特指导瑞亚,帮助她成为一名自信的飞行员,他们之间渐生情愫。

不过,他们在飞行中也有过不愉快的时刻。有一次,他们飞往埃尔帕索(El Paso)。瑞亚在起飞后控制了飞机,胡特马上说“飞行员死亡”,意思是要进行模拟飞行员发生意外的训练。瑞亚抱怨几句后,就按照指示接手了工作。她问了个问题,但得到的答复是“飞行员死亡”。那天,胡特以这样的方式测试了瑞亚对自己的好感有多深。

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飞行中,两人一直在练习为航天飞机护航。在实际情况中,如果执行STS-2任务的航天飞机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必须大角度拉起飞机,直上3.5万英尺的高空。突然间,一切都变得非常安静——瑞亚注意到自己开始呼吸困难。她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在他们进行复杂的追逐机动动作时,T-38的两台发动机都熄火了,因此空气无法在机舱内流通。失去了动力的飞机只能在空中滑行。瑞亚尽力让自己平静地呼吸,而胡特则掌控了事态。他迅速关掉油门,停止向发动机输送燃料。胡特试着操纵飞机下降到2.6万英尺的高度,以期在密度较大的空气中重新启动发动机。两人在可怕的寂静中等待。如果这不起作用,他们将不得不进行滑翔着陆。据胡特所知,只有一名T-38飞行员曾成功采用这种方式着陆。

幸运的是,胡特的敏捷思维救了他们。飞机降至合适的高度后,发动机重新点火,两人得以安全着陆。

虽然胡特在被选中成为宇航员时已婚,但他的妻子并不喜欢休斯敦。夫妇俩在胡特被选中后不久就分道扬镳了,他的妻子搬回了小女儿朱莉所在的加州。当瑞亚得知这件事时,对胡特感到深深的同情。同时,她对他的感情日益增长。有一天,在休斯敦,两人在约翰逊航天中心的一家自助餐厅共进午餐,瑞亚直接说出了心里话。“我觉得你很吸引我。”她再一次主动出击,就像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她主动握手那样。不久之后,两人开始约会。

后来,胡特总是开玩笑说,是瑞亚向他求婚的,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如此大胆的举动的确符合她的个性。但其实开口求婚的是胡特。他原本计划在1981年情人节求婚,但由于预订的餐厅实在太糟,他决定推迟。两天后,这对情侣去附近的凯马木板步道(Kemah Boardwalk)约会,选了另一家餐厅。吃完饭后,他们漫步到一个码头上,恰巧一艘捕虾船驶过,船舷上涂的名字是“瑞亚”。

在码头的尽头,胡特转身对瑞亚说:“那么,你想与我结婚吗?”

瑞亚把头歪向一边,得意地笑着说:“当然。”

他们成为第一对在服役期间结婚的宇航员。他们本可以成为第一对宇航员夫妻,不过安娜·费舍尔和她的丈夫捷足先登了。比尔·费舍尔从未放弃加入宇航员队伍的梦想,当NASA在1980年启动另一轮宇航员选拔时,他提交了申请并被选中。这样,安娜回家后再也不用刻意隐藏因为工作中遇到的事情而产生的兴奋之情。她和比尔可以一起谈论工作,安娜给他提供了不少关于ASCAN训练的建议。

撇开结婚的这几对不谈,男女同事之间的合作起初并非一帆风顺。这六位女性刚刚到达NASA时,她们被淹没在一个男性主导的工作场所中,这最初令人有些不适应。1975年,就在这六位女性到来的3年前,女性占NASA工作人员的17%,其中大多数是技术人员或文员。这六位女性中的多数一直在男性占大多数的环境中工作,对此并不陌生,但在这里,男性的比例尤其大。

加剧这种“男性俱乐部”氛围的是,许多男性宇航员有极度阳刚的军队背景。他们肆无忌惮地开着性别歧视的玩笑,很少考虑这种做法是否会冒犯新的女性同事。他们也陶醉于自己新获得的宇航员这个令人瞩目的身份。在前往全国各地出差时,有几位男性宇航员很享受被女性追捧的感觉,一些女性也很高兴见到这些航天先驱。有时男性宇航员与粉丝互动太久,以至于错过了回驻地的巴士。

办公室里也弥漫着这种大男子主义的风气。当约翰·法比安刚加入NASA时,他在办公室的门后挂了一本《花花公子》杂志的挂历。如果有人打开门走进来,他们不会看到藏在门背后的挂历。但如果约翰和与他同办公室的弗雷德里克·格雷戈里关上门,挂历就会展现全貌。有一次,朱迪思发现了藏在门后的《花花公子》杂志挂历,之后,她每次出办公室时总是特意拍一下挂历。

作为反击,朱迪思也找了一些装饰物。她送给其他五名女性粉红色的保险杠贴纸,上面写着“女性的位置在驾驶舱内”(WOMAN’S PLACE IS IN THE COCKPIT)。六人自豪地把它们贴在办公室的门上。不过,也许可以预见的是,这些贴纸引发了令人憎恶的玩笑。有一天,迈克·穆兰和一名海军出身的TFNG成员发现了这张贴纸,后者转过身来窃笑道:“一个女人是阴茎 的战场(Cock Pit)。”

在上一代男性中,很少有人认同女性成为飞行员。有时,这六位女性发现自己很难被航天史上的泰斗级人物认真对待。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艾伦·比恩(Alan Bean)告诉《得克萨斯月刊》(TexasMonthly),最初,许多年长的宇航员认为新来的女性抢了男性的工作。“当时,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艾伦说,“那时,对我来说,宇航员只能是男性,他们得操作电脑和驾驶飞行器——这是男人的工作。”有一次,在莫哈韦机场(Mojave Airport),凯西刚驾驶T-38降落在跑道上,准备开始一天的训练,为即将到来的航天飞机飞行练习护航时,她和男同事就在沙漠中的停机坪上偶遇了著名的试飞员查克·耶格尔(Chuck Yeager),他是第一个驾驶飞机突破音障的人。当凯西的宇航员搭档把她介绍给查克,并告诉他凯西将驾驶飞机执行护航任务时,这位老试飞员满脸不屑地说:“乘坐,也许可以。但不是驾驶。”

带着狂妄自大和“只限男性”的心态加入NASA的不仅仅是男性宇航员。NASA的许多男性工程师也不得不学会习惯与女性共事。在每一次重大技术审查和会议期间,NASA都会派出一名宇航员代表,有时六位女性也会出席。他们在现场代表所有宇航员发言,同时会就一些不理解的事项提出疑问。工程师们已经习惯了与男性宇航员平等地交流,但当六位女性之一发言时,一些男性工程师会变得不知所措,他们不习惯女性质疑他们的决定。有时,当女性参加会议时,工程师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房间里有一名宇航员。

冷淡的态度并不只来自男性。这六位女性宇航员还与其他女性发生了摩擦——并不是其他女性工作人员,而是有些男性宇航员的妻子。在最初几周的训练中,一些飞行员不太愿意与这六位女性一起飞行。他们将此归咎于自己的妻子,声称妻子不喜欢其他女性在离自己丈夫几英尺的地方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一位宇航员向卡罗琳·亨通透露了自己的烦恼。他说:“我认为我们有女性宇航员是件好事。但是我的妻子不这么认为。”

“那不是我们的问题,”卡罗琳说,“也不是这些女性宇航员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

一些男性宇航员有时会以“不合公序良俗”为借口,阻碍这六位女性担任她们被指派的角色。在航天飞机的第三次飞行中,凯西被分配担任卡纳维拉尔角“海角十字军”成员的角色,负责检查飞行清单。NASA在肯尼迪航天中心中租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作为“海角十字军”的宿舍。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地点,因为它大大缩短了前往发射台的时间。

凯西需要提前从得克萨斯州出发前往卡纳维拉尔角,去找她的一位“海角十字军”同事唐·威廉姆斯(Don Williams)拿公寓的钥匙。她找到威廉姆斯时,对方变得慌张起来。

凯西回忆,唐说:“嗯,实际上,你知道,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他表示很担心其他人的看法: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住在同一间屋子里。“人们会怎么说?”

凯西忍住脾气让他说完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尽可能礼貌地回应。她解释说:“我认为如何处理这件事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我认为我们只需要做好分内的事。”

唐答应考虑。为了帮他做出决定,凯西把他的话告诉了其他几位女性,然后这五位也开始想办法。她们轮流与唐对质,毫不客气地表达不满。她们会问:“如果我和你一起被分配到一个乘组,你打算对你的妻子说什么?”她们提醒他,无论是媒体还是他的妻子对飞行任务都没有发言权。唐花了一天时间才最终放弃挣扎并交出了钥匙。

在NASA中,至少卡罗琳已经预料到会面临这样的时刻。她和NASA的其他官员从未幻想人们能够顺利接受女性加入宇航员队伍。但NASA已经下定决心,不顾任何人的反对,继续向前推进。卡罗琳说:“我们又不是在投票。”

卡罗琳对于六位女性宇航员来说是母亲的角色。作为为数不多的在中心担任高级职位的女性,如果六人中的任何人需要关于如何作为一名女性在约翰逊航天中心工作的建议,她总是乐意伸出援手,分享她的想法。如果有问题需要六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解决,卡罗琳会与她们举行非正式会议来寻求应对措施。

其中一个问题是,宝蓝色飞行服不合身。飞行服是为男性设计的,所以对这六位女性来说,要么臀部太紧,要么肩部太宽。最终,NASA同意她们自己改服装,但她们在飞行中必须穿的服装同样糟糕和笨重。裤子有小号、中号和大号,没有其他选择。瑞亚后来说:“那些裤子并不好看。”

在卡罗琳主持的一次会议中,她们重点讨论了六个人受到的巨大关注。NASA的公共事务办公室经常代表她们接受出席请求,要求她们与各种团体交流或接受采访。这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负担。每一次露面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她们还得请几天假。这压缩了宝贵的训练时间,而且请假的日子越来越多。

卡罗琳理解她们的烦恼,但她的建议是不把事情扩大化。卡罗琳后来回忆说:“她们抱怨这件事,实际上是在冒犯那些根本没有被邀请采访的人。”

这六位女性达成一致,她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互相支持,如果她们察觉到性别歧视,随时准备反击。不过,她们之间在私交上并非亲密无间。在工作中,她们是值得信赖的同事,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统一战线——但在私人时间,她们很少见面。香农要忙着照顾三个孩子,没有时间社交。“当我不工作的时候,我在家照顾孩子们,陪伴他们成长,”香农补充说,“我的生活非常充实。”六人中有几人的关系比较亲密。瑞亚和安娜都是医生,各自的丈夫也是宇航员。这些共同的经历让她们的关系自然而然地比其他人更亲密。萨莉对朱迪思感到最亲切,朱迪思亦是如此。两人志趣相投,且都干劲十足,注定会成为好友。

有几位女性觉得她们的人生道路完全不同。瑞亚后来回忆起萨莉和朱迪思时说:“我是一个来自南方的女孩,而她们是加利福尼亚女孩。(她们)对那些女孩子气的东西不感兴趣。”

实际上,女性宇航员在训练中与男同事相处的时间更长。由于这六位女性都只能做T-38的副驾驶,她们所有的飞行时间都是和驾驶飞机的男性同事一起度过的。每次飞行都持续好几个小时,男女同事通过耳机交流,互相学习,在工作中建立了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六位女性发现自己与男同事的关系比与女同事之间的关系更密切。这意味着要忍受他们的恶作剧。

男同事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戏弄这六位女性,朱迪思发现自己经常成为玩笑的主角。在一次与TFNG其他成员一起前往卡纳维拉尔角的出差中,有人把朱迪思的名字写在了乘组宿舍的一间卧室的门上。当她走进去后,朱迪思发现床上铺着粉红色的缎子床单。瑞亚回忆道,朱迪思“并不觉得好笑”。

还有一次,朱迪思在健身房洗澡时,几名男同事在户外发现了一条草蛇,他们把蛇放进她的化妆包里。他们像调皮的小男孩一样躲在附近的一堵墙后面,等着她打开包。果不其然,朱迪思走出浴室,把手伸进包里找梳子,没有注意到包里有什么。她抬手梳头时,发现梳不动。这时她才看到那条蛇盘绕在梳子的鬃毛上。让恶作剧者高兴的是,朱迪思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他们四散而逃,以逃避朱迪思的怒火。

如果她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那肯定会成为取笑的对象。凯西曾是为STS-3任务提供支持的“海角十字军”成员,负责在飞行前一天的午夜前检查航天飞机驾驶舱内的数千个开关。这个过程要持续几个小时,而且当任务拖得很久时,即使昏昏欲睡,当值宇航员也不能离开。经过几个小时努力不打瞌睡后,凯西收到指令,叫她使用无线电回复发射控制中心。她按下了飞行员操纵杆顶部的按钮,准备进行无线电通信,突然之间,伴随着警报声航天飞机驾驶舱里的所有按钮都亮了起来。原来,睡眠不足导致她弄错了按钮。通常,T-38操纵杆上的按钮是用来通过无线电应答的。凯西按下的按钮将航天飞机的主计算机切换到紧急备份模式。

这个错误使发射控制中心陷入了恐慌。通过无线电,发射控制中心的团队迅速地对可能导致计算机更改其设置的故障提出建议。最终,凯西还是羞愧地坦白了。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航天飞机顺利按时发射。但当凯西那天早上从驾驶舱里出来时,她知道自己要倒霉了。

她走进发射后的庆功派对,准备迎接冷嘲热讽。发射指挥官转过身,向她打招呼。他手里拿着一件礼物——一个灰色的金属盒子,上面有两个大按钮:一个按钮上贴着“这个”标签,另一个贴着“不是这个”标签。

凯西也不甘示弱,严肃地宣布她已经惩罚了“肇事者”。她举起手,让大家都能看到。按错按钮的大拇指上缠着一条大号绷带。看起来她好像曾经试图切断拇指。大家齐声大笑。

TFNG在相互取笑时并没有区别对待,对男女都一视同仁。正如她们所希望的那样,六位女性已经接近实现她们的目标了,即成为“伙计之一”。如果男同事把她们当作初次亮相的名媛淑女而不是宇航员来对待,她们会坚决制止。尤其是萨莉,她明确表示不会容忍被区别对待。有一次,一名男宇航员为她开门,胡特饶有兴趣地旁观。她微笑着把那人推进门,然后自己开门进屋。

萨莉绝对不会忍受这类20世纪50年代留下来的行为。朱迪思也一样。有一次,约翰·法比安前往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空军学院(Air Force Academy)发表演讲,朱迪思陪同前往。约翰希望朱迪思和他一起与学员们分享一些见解。约翰走上讲台,先介绍了自己,然后介绍朱迪思:“这是我们航天飞机计划中的六位淑女宇航员之一。”朱迪思走上台,立即纠正了约翰,开玩笑说:“我可不是什么淑女。”

尽管一开始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但总体而言,这六位女性感觉到被NASA欢迎并接纳。她们顺利成为团队的一分子这件事确实让香农感到震惊。她来到NASA时已经准备好与偏执的态度抗争。她说:“我已经准备好听到人们发表那些典型的意见,就如我成长过程中所听到的一样。但令我震惊的是,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我的意思是,我知道这对一些人来说确实很难,因为[女性宇航员]是一个新事物,但自始至终,我们都被以一种超级专业的方式对待。”

最终,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宇航员也回心转意了。“我改变了看法。”艾伦·比恩谈到他最初的态度时说。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与瑞亚共事,并承担了她的导师的角色,这可能对改变他的想法起到了作用。“宇航员的工作既是男性的,也是女性的。”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磨合,TFNG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大家庭。他们会在约翰逊航天中心园区附近一家名叫“前哨酒馆”(Outpost Tavern)的廉价酒吧聚会,或者每周轮流在各家举办派对,也会去野营,以及组织超凡脱俗的旅行。有一次,胡特读到一篇文章,说日全食即将到来,文章说,1979年2月美国西北部各州都能观测到日全食。他下定决心要看到它,但不是在地面上观赏。如果突然有一片不合时宜的云飘过,就会让人扫兴。他想在云层上,从T-38的驾驶舱里观赏日全食。

胡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些TFNG成员,很快就有几十名宇航员同意驾驶喷气式飞机追逐日食。约翰·杨听到了风声,并在周一的全体宇航员例会上阻止了这个想法。他告诉大家,如果一群NASA的T-38出现在蒙大拿州的马尔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Malmstrom Air Force Base)上空,那将是不太合适的。所以他规定了一个条件:宇航员必须带着一位天文学家,否则就不能驾驶飞机观看日食。

胡特着手安排。他邀请萨莉做他的副驾驶,而迪克·斯科比立刻邀请了乔治·“小指头”·尼尔森(George “Pinky” Nelson),他是一位拥有天文学博士学位的任务专家。至于迈克·科茨,他与史蒂夫·霍利结成对子,后者也有天文学博士学位。在日食当天,六人小组的飞机编队向东方的蒙大拿州飞去。当月亮移动到地球和太阳之间时,三架飞机沿着日全食的路径快速飞行,尽可能长时间地逐日而飞。萨莉、“小指头”和史蒂夫都仰起头来不断拍照。黑暗的月亮遮住了太阳,在天空中投下了一层可怕的白炽薄雾。

这些难忘的时刻滋润着浪漫之花。史蒂夫从一开始就被萨莉吸引。当他被选为1978年宇航员时,智利当地的一名记者采访了他,问他为什么想成为一名宇航员。“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回应道。后来,他读到了一篇对萨莉的采访文章,在采访中,她以一模一样的话回答了记者的问题: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史蒂夫心想:“哇,她说的话和我的一模一样。”

随着史蒂夫对萨莉的了解,他觉得他们两人的相似之处越来越多。他们都是研究太空的科学家,也都是道奇队资深球迷。作为单身的TFNG成员,他们似乎总是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他们每周有两到三个晚上一起打垒球,参加烧烤派对,并在酒吧周五折扣夜小酌几杯。

但史蒂夫一直找不到拉近关系的好机会。在萨莉刚加入NASA时,她还和比尔·科尔森住在一起。史蒂夫觉得自己没有机会。但是,几个月后,他从小道消息中得知,萨莉和比尔的恋情正在降温。“我不是特别合群。”比尔承认道。当萨莉全身心投入工作时,比尔一直在附近的莱斯大学(Rice Univevsity)做研究。萨莉想让比尔尝试成为一名宇航员,他甚至和安娜的丈夫比尔·费舍尔一起参加过飞行课。比尔试图让自己爱上太空探索,但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比尔意识到自己的兴趣并不在此。“我……觉得有点无聊。”对他来说,宇航员的生活意味着遵循严格的程序,确保不会发生任何意料之外的事情。一名优秀的宇航员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但这不是他的风格。

最终,萨莉的做法导致了分手。在他们一起搬到休斯敦不到一年后,她告诉比尔她希望一个人住。她没明确说分手,但比尔明白了。回想起来,他认为萨莉是想继续保持情侣关系的。但这就是萨莉处理事情的方式,她直来直去。她想要更多的自由,而要求一个人住是她获得自由的方式。

比尔搬进了莱斯大学的宿舍,虽然他们作为朋友保持着联系,但萨莉重获单身,开始寻找下一个配偶人选。起初,她和胡特短暂交往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后,胡特意识到瑞亚对他感兴趣。与此同时,史蒂夫再一次觉得自己错过了机会。

1979年,胡特和萨莉的关系结束了。不久之后,一群TFNG成员在得克萨斯希尔县租了几间小木屋。他们计划一边品尝美酒,一边坐在轮胎上沿着瓜达卢佩河(Guadalupe River)顺流而下。史蒂夫本来不想去,但在大家准备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萨莉问史蒂夫是否愿意一起去。她的邀请点燃了一个希望的小火花。史蒂夫说:“当时我想,你知道,嗯,我不确定,也许她对我有意思。我对她也感兴趣。”这给了他足够的勇气去追求萨莉。没过多久,他们就成了一对。

与此同时,朱迪思正在享受作为一名单身宇航员所带来的自由。她以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与男性交往而闻名。萨莉在约翰逊航天中心里被称为“激进分子”。她明确表示,她不会容忍任何性别歧视的笑话或下流的行为。但朱迪思会对一个愚蠢的笑话一笑置之——或者大声骂着回应。这就是为什么TFNG其他成员总是捉弄她。她说得很清楚,不管别人如何对待她,自己都能够以牙还牙。迈克·穆兰说:“朱迪思有一种独特的方式,可以与男同事们打成一片,同时保持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她总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在整个训练过程中,朱迪思一直与莱恩保持联系。他们仍然会不时地见面。莱恩有时会来得克萨斯,或者朱迪思会飞去其他城市见他。但在那段时间里,两人从未真正建立情侣关系。朱迪思非常享受自己的新生活。她很快就和TFNG同事成为朋友。由于她在机械臂方面的工作,她与约翰·法比安走得很近。他们经常为了这个系统一起往返于加拿大和美国。有时,在操控机械臂工作一天后,两人会一起出去喝啤酒,抽雪茄。“朱迪思是我在宇航员办公室里最好的朋友,”约翰说,“我非常欣赏她。”

对于这六位女性和她们的TFNG同事来说,生活只有甜蜜。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建立了将持续几十年的友谊纽带。同时,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有共同的焦虑。每个人都渴望有一天能接到乔治的电话,通知自己已经被指派一项近期的飞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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