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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04 NASA迎头赶上

位于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NASA任务控制中心里,尼切尔·尼科尔斯(Nichelle Nichols)用力按着她面前米色控制台上的几个按钮,几个半透明的按钮开始闪烁,她拿起一支铅笔,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一些字。然后,她转身面向摄像机。

“嗨,我是尼切尔·尼科尔斯,”她对着镜头微笑着说,“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有点像《星际迷航》(StarTrek)中‘企业’号星舰(Starship Enterprise)上的乌胡拉中尉(Lientenant Uhura)。”

这位女星的服装会让人一眼就认出她。她没有穿在热门电视剧《星际迷航》中一直穿的标志性红色连衣裙,而是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连体衣,这是NASA所有宇航员的统一服装。1977年春季的一天,尼切尔在休斯敦NASA更名后的约翰逊航天中心(Johnson Space Center)拍摄宣传视频。她那天的工作是:推广NASA最新的载人航天计划。

接下来,尼切尔描述了NASA正在开发的神秘飞行器。它被称为“航天飞机”(Space Shuttle),尼切尔澄清说,这架黑白相间的航天器与之前的航天器都不同。一旦投入使用,航天飞机将定期往返太空,就像商用客机那样。她说,有一天,航天飞机甚至可以用来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建造空间站。由于航天飞机与NASA著名的火箭有很大的不同,该机构需要招募一批新的宇航员。

尼切尔说:“这将需要具有各种技能和资质的人前来提供服务。”

这是自1969年NASA从空军招募宇航员以来首次招募新的宇航员。但选拔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NASA仍然需要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驾驶航天飞机进入轨道,并在返程时将这个庞然大物轻缓地降落在地球上的跑道上。但这一次,NASA还需要科学家、学者、医生和工程师,驾驶喷气式飞机的经验并非必要条件。

最重要的是,NASA希望女性和有色人种提交申请。

自杰里·科布在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自苏联将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送入太空以来,也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女性到达平流层以上。美国不断将白人男性送上轨道,后来又送上了月球。当阿波罗计划结束时,NASA在1973年和1974年将更多的白人男性送上了名为“天空实验室”(Skylab)的空间站。1975年,在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Apollo-Soyuz Test Project)中,一组白人男性宇航员被送入太空。他们在轨道上与一组苏联男性宇航员会合,象征美国和苏联之间太空竞赛的缓和。

在白人男性宇航员接二连三进入太空的同时,他们脚下的世界开始发生变化。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了《女性的奥秘》(TheFeminineMystique)一书,书中论述了“无名的问题”。300多万名读者从书中了解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歧视迫使女性待在家里,而不是努力在家庭生活之外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地。当时新女权主义运动的星星之火已经出现,而这本书点燃了烈焰。新一波女权主义浪潮席卷了全国,女性倡导生育权与办理抵押贷款和申请信用卡的权利,美国通过反对婚内强奸的法律等。与此同时,促进种族公正的努力也在进行,1964年,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宣布基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民族的歧视为非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变革的浪潮滚滚而来,但NASA迟迟没有跟上。面对一个接一个关于女性和少数族裔宇航员何时能够飞行的问题,NASA总是闪烁其词。

NASA不可能永远逃避。1972年,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修正案,加大了对性别、种族和宗教信仰歧视的惩罚力度。同年,NASA局长詹姆斯·弗莱彻(James Fletcher)开始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暗示该机构正在计划让有色人种登上正在研制的航天飞机。

与此同时,NASA一位名叫露丝·贝茨·哈里斯(Ruth Bates Harris)的雇员一直在努力向该机构灌输变革思想。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她本应是NASA平等就业机会办公室(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Office)的负责人,但入职时被从主任降职为副主任,职权也被削弱。尽管如此,她仍旧多次向NASA管理层施压,要求他们向更多女性和有色人种开放工作岗位。上级在该问题上却缺乏紧迫感,这令她感到沮丧,于是她决定自己想办法。

在1973年秋天,露丝和两位同事完成了一份报告,探讨了NASA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状况。没有人要求他们做这项工作,但三人认为有必要让人们了解情况。这份报告以严肃的措辞毫不留情地揭露了NASA招募女性和有色人种的努力是“近乎彻头彻尾的失败”。根据该报告,少数族裔在NASA全体工作人员中所占的比例仅略高于5%,这是“联邦政府所有机构中最低的比例”。女性的比例略高,为18%,但大约88%的女性雇员从事的是薪酬最低的工作。

当谈到雌性生物上太空的情况时,报告揭示了令人沮丧的现状:“NASA已经将三个雌性生物送入太空。其中两个的名字是阿拉贝拉(Arabella)和安妮塔(Anita)——都是母蜘蛛。还有一个是贝克小姐(Miss Baker)——一只母猴。”

作者警告说,如果NASA继续沿着目前的方向走下去,到2001年,少数族裔将只占该机构的9%。他们还总结了不改变现状的代价。“整整一代人都被欺骗了,他们根本没有希望目睹”一位女性或一位有色人种飞往太空。

露丝和她的两位同事在9月提交了他们的报告。一个月后,NASA局长解雇了露丝,声称她是该机构中的“破坏性势力”。他还调走了其他两位作者之一。不过当媒体发现她被解雇后,NASA的反噬来得又猛又快。这一重大失误几乎发生在尼克松总统解雇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检察官的同时,众多媒体都在头版头条对此口诛笔伐。议员们对解雇决定提出疑问,并安排了参议院听证会。最终,NASA重新雇用了露丝,让她担任与之前不同的职位,但负面影响已经不可挽回。该机构不得不正视其排外文化。

在舔舐政治创伤的同时,该机构在一个紧张的过渡期中坚持前行。随着阿波罗计划的结束,NASA从深空探索转向一种新的太空旅行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航天飞机将成为所有宇航员的主要交通工具。

与“阿波罗”号、“双子座”(Gemini)号和“水星”号宇宙飞船相比,航天飞机有点不同寻常。它很像一架飞机,有一个巨大的机舱用来运送物资,内部也留有更多的空间供人们移动。乘组可由四人、五人或六人组成。这意味着鼓励更多拥有不同背景的人加入,并承担更多样化的职责。

在20世纪70年代,NASA仍然从以前选拔出来的人员中雇用了几十名宇航员,但在当时,许多人都已经三四十岁了。1979年,NASA准备航天飞机的首次发射时,该机构的官员意识到,他们需要一批新生代宇航员来驾驭这艘太空轨道上的巨兽。最终,官员们决定为这个新时代招募两种类型的宇航员:飞行员和任务专家。

“任务专家”是一个全新的职位,必须掌握杂七杂八的技能。被选中的人将负责监督载荷的位置、摆放,管理航天飞机的各个系统,并在太空中进行实验。“任务专家”职位的要求是NASA为其太空部队设计的要求中最具包容性的。候选人需要有科学或工程相关领域的学士学位(但高级学位优先);能够通过对听力和视力的要求更宽松的体检;身高在5英尺与6.33英尺之间。

在1976年3月,一群人来到NASA约翰逊航天中心参加一个会议,讨论这些要求以及该机构将如何招募新宇航员。他们是约翰逊航天中心宇航员选拔委员会的成员,由NASA最新的飞行运营主管乔治·阿比领导。作为一名前空军飞行员,乔治曾是阿波罗计划中的重要一员,担任当时约翰逊航天中心主任克里斯·克拉夫特的技术助理。现在乔治负责管理宇航员,不仅负责选拔,还将在未来几年负责向他们指派不同的飞行任务。他已经准备好让他的乘组比以前的更能体现美国特色。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他从中心精挑细选了几十名助手,其中包括约瑟夫·阿特金森(Joseph Atkinson),其是第一位担任宇航员选拔委员会成员的黑人。该委员会还包括生理学家卡罗琳·亨通。她从NASA的基层做起,一路升职,成为航天中心经历最资深的女性之一。克里斯·克拉夫特曾询问她是否想申请成为一名宇航员,但被拒绝。相反,她成为第一位NASA宇航员选拔委员会的女性成员。

除了制定申请人的标准,该委员会还讨论了如何确保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次选拔。他们权衡了在大学、高中和狮子会中打广告的利弊,同时在报纸和杂志上发布通知。对NASA来说,这些都是革命性的招募策略,因为NASA通常依赖于“他们会送上门来”这种思维。对这一切,有一名成员坚决反对。德克·斯雷顿(Deke Slayton),作为最初的“水星七人组”中的宇航员之一,他在宇航员选拔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就在场。在讨论过程中,他忽然站了起来。“我可不想与此有任何瓜葛。”说完愤而离席。

这个时刻虽然令人尴尬,但并不太出乎意料。乔治说:“当时,人们肯定觉得让女性和少数族裔加入这个项目未必是一件好事。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个想法。”

斯雷顿的暴怒并没有阻止委员会其他成员前进的步伐。他们继续工作,并制订了一个发布信息的计划。1976年7月8日,NASA向全国宣布:该机构正式接受宇航员申请,申请信的截止日期为1977年6月30日(以邮戳为准)。

为了给招募工作添把火,NASA向尼切尔·尼科尔斯寻求帮助。她不仅要去拍摄宣传视频,还要去全国各地给学生做演讲,鼓励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提交申请。“我会给你带来数不胜数的合格女性和少数族裔申请人,如果你一个都选不出的话……全国人民都会从报纸上知道这件事。”尼切尔回忆起她当时说过的话。

在为NASA拍摄的宣传视频中,尼切尔说:“航天飞机将把科学家和工程师、各个种族的男性和女性送入太空,就像《星际迷航》中‘企业’号星舰上的乘组一样。因此,我在此向整个人类大家庭——包括少数族裔和女性——发出邀请。如果你具备资格并且希望成为一名宇航员,时机已到。”

招募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卡罗琳和委员会中的许多成员一连几个月都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招募,做了多次演讲,向有色人种和女性宣传这一次会有所不同。但卡罗琳在与一些女性交谈后发现,她们认为女性飞上太空的想法听起来很荒谬。

“我想象不出有哪个女性愿意这么做。”一位年轻的女士在卡罗琳的一次招聘之旅中对她这样说。

“好吧,也许你不想去,也许我也不想去,”卡罗琳回答说,“但是我们国家有想飞上太空的年轻女性。她们应该有个机会。”

在20世纪70年代末,申请成为宇航员的人需要填写一份标准的联邦就业申请表。文件要求申请人提供姓名、工作经历、教育背景、病史,以及三位愿意为其担保的推荐人。申请人只需写信给NASA的宇航员选拔办公室,NASA收到信后就会寄出申请表。

玛格丽特·“瑞亚”·塞登就是这样做的(在某种程度上)。她的同事在医院走廊里告诉她NASA选拔宇航员的消息后,她急切地寻找更多信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宇航员会在休斯敦的某个地方接受训练。因此,她寄了一封信,收信人是“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NASA”,请求NASA提供更多信息。邮局人员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正确的投递途径,瑞亚收到了回复,信里说明了如何获得申请表,她很快就拿到并填好了表格。

当萨莉读到《斯坦福日报》上的招募消息时,心中宇航员梦想的余烬立刻复燃起来,她具有NASA要求的资质。万事俱备,只差填表。她抓起一张印有斯坦福大学等离子体研究所(Stanford’s Institute for Plasma Research)信笺抬头的纸,草草写下了一段话,请求获得申请表:“我是斯坦福大学天体物理学博士研究生,我对航天飞机计划很感兴趣。在此请求贵机构寄给我成为‘任务专家’候选人所需的申请表。”她发现有个单词拼错了,就赶紧划掉,但没有重新写信,而是尽快把信寄了出去。大约一周后,一份表格寄到了她的手上。

对香农来说,在她读到招募内容后,甚至无须索要表格。这么多年来多次申请政府工作后,她手头已经有标准的政府表格。在杂志上看到选拔消息的当晚,她就填好了表格。NASA收到的第一批申请表中,就有香农的。

安娜也许是最后一名申请人。离截止日期只有几周了,她和丈夫比尔·费舍尔知道消息后立刻写信索要申请表,并着手收集所有需要的信息。他们特意请了假,全力以赴地收集材料。在填写申请表时,安娜满脸喜色地在“所申请的职位”方框里写下“宇航员”几个字。最后,在截止日期的前一天,她把申请表寄给了NASA。

凯西的申请经历与安娜相似,她写信给NASA咨询更多信息,并得到了回信,信中询问她是否确定这就是她想做的事。在做出肯定的回答后,凯西收到了NASA寄来的申请表和资料,并仔细填写。她在1977年初寄出了申请表,然后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为了拿到她的博士学位,她还要再次前往大西洋探险。凯西一头扎进海洋研究,为NASA工作的想法逐渐淡出了她的脑海。

对朱迪思来说,申请过程并没有在她把文件放进邮箱的那一刻结束。那一刻意味着她为成为宇航员的努力才刚刚开始。她已经下定决心,这就是她的理想,同时决定付出全部努力去实现这个理想。她和莱恩·纳米行动起来,尽一切努力成为宇航员选拔委员会的理想人选。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专业,她剪掉了长发。然后,在莱恩提供的飞行指导手册的帮助下,朱迪思顺利完成了飞行课程,并拿到了飞行员证书。

她研究了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的书《携带火焰》(CarryingtheFire),汲取了他的经验,并将其作为成为一名宇航员的秘诀。但这感觉还远远不够。她还参观了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以更好地了解太空探索的历史。有一次,莱恩在城里参观时画了一张博物馆的地图,为朱迪思指出了办公室的位置。她再次前往博物馆,径直进入馆长的办公室。时任馆长正是迈克尔·柯林斯本人。

“嗨,迈克,您好!”她说,“我叫朱迪思·雷斯尼克,我想成为一名宇航员。”

柯林斯没有把这个陌生人赶出办公室,而是给了她一些建议。

他说:“尽你所能学习有关航天飞机计划的一切。”

1976年至1977年,共有8079人提交了成为NASA宇航员的申请表。宇航员选拔委员会审查了收到的每一份申请表。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约翰逊航天中心的数据管理系统包括一台IBM电动打字机(IBM Selectric Typewriter),一条信息要打三遍。所有其他关键数据都必须直接被打到磁带上,存放数据的磁带随后被送入一台处理机。如果数据中出现错误,申请人的记录就必须从头开始重新输入。“这个工作相当痛苦。”协助选拔工作的约翰逊航天中心人事代表杜安·罗斯(Duane Ross)说。

对所有申请表进行统计后的结果是,有1544名女性申请成为宇航员。在这之后,委员会开始了选拔工作,淘汰了几千名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男女候选人的范围缩小到了5680人,但这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该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最多选出40名候选人。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需要筛掉的申请者如此之多,委员会提出使用积分制。每个申请者都将基于其经验,以及这些经验与NASA制定的各项标准的匹配程度获得积分。例如,飞行员的积分是根据其飞行小时数、驾驶喷气式飞机的小时数和参加的战斗任务数而获得的。任务专家的积分是根据其获得的学位类型、与其领域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任何飞行的小时数而获得的。

从理论上讲,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是杜安说:“最终结果是,每个人的积分都相同。这个办法行不通。”

尽管如此,委员会还是克服困难,继续推进工作。他们给最强候选人的所有推荐人打电话,请求与候选人的朋友、家人和同事进行简短的面谈。他们把候选人按照学科分组,如空间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通用工程等。NASA考虑了所有因素——从申请、积分到背调——设法进一步缩小了范围,最终确定了208名候选人,其中包括21名女性。他们将以20人为一组前往休斯敦进行最后的测试和面试。现在,NASA需要逐个打电话通知。

1977年8月的一天,对俄克拉荷马州医学研究基金会的香农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天,她接到了NASA的一个电话,对方想知道她是否有兴趣来休斯敦参加面试。

瑞亚也接到了电话,当时她在孟菲斯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Memphis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工作,几天前她刚刚开始了最后一年的住院医培训。她问电话另一端的男士:“一个星期里会让我做什么,先生?还有,谁会面试我?”

电话的另一端是宇航员选拔委员会的成员杰伊·哈尼卡特(Jay Honeycutt),他也是乔治的助手。他解释说NASA会简单介绍关于航天飞机的信息,还要对申请人进行一次体检,所以瑞亚要带上跑鞋和运动服。还会有一个心理评估,以及时长为一个半小时的面试。

“还有其他女性吗?”瑞亚问,她的脑子飞快地思考。“是的,”他说,“共有8位女性。”

在加利福尼亚,安娜和比尔·费舍尔正在家里讨论未来几周的计划,这几周将会很忙。安娜的生日是8月24日,在这之后的一周,他们计划飞往佛罗里达州的温德米尔(Windermere),在费舍尔家族的一幢老宅里举行婚礼。婚礼不会很隆重,只是和家人的小聚。

这对夫妇都在洛杉矶海港综合医院的急诊室工作,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请了几天假。有时,这样的工作是高强度的,他们每周都被安排几次24小时值班。令人精疲力竭的日程安排已经开始对他们产生影响,但这份工作的收入一直相当丰厚,所以两人能够还清贷款,并有了一些积蓄,开始计划他们共同的未来。

当这对夫妇为即将到来的婚礼讨论订机票时,电话铃响了。安娜拿起电话。另一端是NASA的工作人员。她听着对方的话,眼睛越睁越大。安娜手里握着话筒,转向比尔。

“是NASA的电话,”安娜轻声说,“他们想让我去面试。”但有一个问题。她需要在下周日飞去NASA,测试和面试将持续一周——正好是她和比尔计划结婚的那一周。此外,NASA只致电安娜,而没有致电比尔。

比尔说:“你答应吧,我们会有办法的。”

安娜挂断电话后,他们立刻开始准备。原定在佛罗里达举行的婚礼正式取消了,他们决定提前举行婚礼。小两口前往兰乔帕洛斯弗迪斯(Rancho Palos Verdes)的旅行者礼拜堂(Wayfarers Chapel),这是一座由玻璃和石头建造的几何风格的教堂,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亲自设计。他们询问教堂是否还能预约紧急婚礼,得知周二下午两点可以后,这对夫妇定了教堂和时间。

那个周末,他们买了婚纱,请好了摄影师,并打电话给这个地区的朋友,邀请他们前来参加。由于时间太仓促,家人都无法参加。经过4天龙卷风似的规划,安娜·李·廷格尔(Anna Lee Tingle)在1977年8月23日周二成为安娜·费舍尔夫人。第二天,这对新婚夫妇前往旧金山度“蜜月”,一天后回到圣佩德罗。之后,安娜在急诊室工作了整整两个班次,最后,在周日早上登上了飞往休斯敦的飞机。

在这天之前,她尽可能多地与家人和朋友聚会,但有一件事不得不放弃。她的十年高中同学会定在离开前的那个周六,安娜最终选择了不出席。在聚会上,从头到尾都传播着小道消息,说安娜·廷格尔没有参加聚会是因为她要为了上太空而去面试。

1977年9月,萨莉在电话里告诉她儿时的朋友苏·奥基:“我要去休斯敦面试了。”萨莉以前从未说过想当宇航员。“我在《斯坦福日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然后就突发奇想。”萨莉告诉她。在那一刻,萨莉意识到这就是她的人生追求。

当朱迪思接到电话时,她已经搬到美国的另一端生活。现在,她已经获得了马里兰大学的博士学位,加入了施乐(Xerox)公司,并搬到了雷东多海滩(Redondo Beach)。在那里,朱迪思继续她的第二份“工作”,即为成为一名宇航员做准备。为了达到最佳状态,每天早上她都会去与公寓一条公路之隔的海滩慢跑。当收到休斯敦的面试邀请时,这些努力似乎得到了回报。她父亲曾经说过的话开始应验了。她在第一次提交申请表后,给父亲打了电话。

“爸爸,您猜怎么着?我已经申请了NASA。”

“好样的,朱迪思。你会成为一名宇航员。”他说。

“哎呀,爸爸,还有其他上千人申请。”

“那又怎样?你肯定会被选上。”

1977年10月,当凯西的电话响起时,另一端并不是NASA,而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一位教授。她已经进入博士课程的最后一年,并在申请博士后。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工作特别诱人。她将研究深海的海洋地质学,实现她的梦想之一:驾驶“阿尔文”号潜水艇前往海底深处。

“你好,你想做我的博士后吗?”教授问。他告诉凯西,她是他的首选,但他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哦,是的,”凯西回答道,“嗯,可能吧。”教授想知道,她是否还有别的想法。不完全是,凯西解释了她的矛盾:她申请了NASA的宇航员计划,正在等待回复。巧合的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这位教授自己就曾申请过NASA的宇航员计划,甚至进入了最后的选拔,但最终还是被淘汰了。他知道整个流程,他向凯西说,如果她知道自己的排位,一定要告诉他。“可能性微乎其微,”他说,“你十有八九要来做我的博士后。”

凯西也是这么想的,但她决定先确认情况。她翻遍了申请时用到的文件,找到了一个休斯敦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

她打了电话,NASA的工作人员问:“我们不是已经告诉你‘未录取’吗?”

“你们还什么都没告诉我呢。”凯西说。

他让凯西稍等,自己去查看笔记。几分钟后,他拿起电话。“你被安排在下个月面试。”他还告诉凯西她应该会收到一封电报。

震惊之余,凯西给她的教授打了电话,告诉他自己还不能做他的博士后,然后她打电话给母亲。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妈妈问。

“意思是当我完成学业后,要么飞上200英里的高空,要么潜入6000英尺的海底。”

1977年8月2日,第一批20名宇航员候选人齐聚休斯敦,这标志着持续至年底的烦琐细致的测试和面试流程的开始。每隔一周,一个新的20人小组就会出现在约翰逊航天中心,他们精神焕发,充满希望,随时准备迎接NASA官员策划的一周的活动。前两组人员都是男性飞行员,8月28日抵达的第三组人员全部是任务专家候选人——其中包括首批前来接受宇航员面试的8名美国女性。瑞亚、香农和安娜也在其中。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萨莉、朱迪思和凯西也陆续到达。

每个面试周从周日开始,周日晚上有一次介绍聚会,让候选人第一次有机会评估竞争情况。乔治和宇航员选拔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会在他们的酒店——市中心附近的喜来登国王酒店(Sheraton Kings Inn)——迎接大家,并告知未来一周的日程安排。这几位女性环顾四周,打量着其他申请人,其中几人觉得自己和以前一样格格不入。很多军人都是老相识,有些学者也彼此熟悉。但大多数女性都觉得自己处于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虽然她们中的许多同龄人都是医生或博士,但这个事实并不能带来多大安慰。凯西后来说:“我觉得很不自在,心想,‘这可难倒我了,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第一天晚上,乔治要求每个人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作业——这是他们本周的第一项任务。他要求每个人写一篇作文,解释他们为什么想成为宇航员。

直到深夜,女性候选人还在绞尽脑汁地构思如何表达自己飞离地球的梦想。她们对宇航员选拔委员会希望看到的特质毫无头绪。因此,在缺乏指导的情况下,她们只能坦诚地写下心声。

萨莉写道:“从很早以前的电视广播开始,我就对太空着迷,但从未真正想过有可能成为一名宇航员——那时我获得试飞员资格的机会非常渺茫。”

瑞亚写道:“我认为,允许女性加入这个项目的时机已到——不仅是因为女性能够做出很大贡献——而且是因为我们应该了解女性在太空中的表现——以及她们在太空中会面临哪些特殊问题。”

安娜在就寝前在喜来登国王酒店的信笺上写道:“我意识到,为了成为一名任务专家,我必须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做出一些重大牺牲。我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如果有机会实现我的毕生所求,我心甘情愿做出这些牺牲。”

第二天,测试开始了——不过,对于安娜、瑞亚和香农来说,她们的挑战在走下停在约翰逊航天中心前的巴士时就开始了。一群记者不停地向她们及其他女性候选人提问,用摄像机对着她们的脸拍摄,询问她们对该计划的看法,以及为什么想成为宇航员。每个人都想更多地了解NASA正在面试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批女性候选人。而男性候选人完全被媒体忽略了,当他们看到女性候选人得到全部的关注时,脸上露出了或困惑或嫉妒的表情。女性候选人给出了一些简短的答复,然后就去做安排好的事情了。她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只是即将面对的情景的热身。

同一天,瑞亚在体检的间隙礼貌地回答了记者的更多问题。媒体似乎只关注两个问题:太空中男女宇航员之间是否会产生感情,以及在进入太空轨道后的旅程期间,女性是否会比男性更情绪化。当她读到第二天的报纸时,对记者的断章取义感到愤怒,意识到自己在面对媒体时必须更加小心措辞。

正如当年的“水星七人组”必须经受一系列身体测试一样,即将登上航天飞机的宇航员也是如此。他们嘴里插着呼吸管在跑步机上跑步,同时医生在监测他们的血压。他们坐在转椅上,以测试平衡能力和抗眩晕能力。医生检查他们的耳朵、眼睛、鼻子、牙齿和喉咙。候选人还被抽了好几小瓶血以检测肉眼无法识别的疾病,此外,没有人能逃脱可怕的灌肠。累积起来,他们经历了24种医疗程序,以及NASA飞行外科医生的全面检查。

NASA当然优先考虑身体健康问题,但他们对宇航员候选人的心理健康也同样感兴趣。NASA想要的是那些能在压力下做出良好反应并能与他人友好相处的人。因此,每位女性都必须接受两次精神评估。一位名叫特里·麦圭尔(Terry McGuire)的测试员负责“唱红脸”,他询问候选人的家庭、希望以及愿望。他用温暖和鼓励的语气与候选人交谈,想知道他们是否爱自己的母亲,是否认为自己处事井井有条。

“如果你来世能以一种动物的形态回到这个世界,你会选择什么?”特里问瑞亚。

“我想做一只海豚。”

“为什么?”特里微笑着问道。

“嗯,他们非常聪明,而且快乐又顽皮。”瑞亚回答说。

对特里来说,重要的不是候选人说了什么,而是他们回答的方式和他们使用的词语。比如,对于特里来说,快速回答问题或在陈述观点时使用“应该”这样的词,表示了某些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有助于他了解这个人,以及此人在压力下会做出的反应。

还有一位是负责“唱白脸”的心理医生埃迪·哈里斯(Eddie Harris)。他故意问一些让人不舒服的问题。他想知道候选人是否想过自杀,以及他们是否在儿童时期遭受过虐待。然后是测验。

他指示朱迪思:“从100开始倒数到7。”

“100……93……86……”这位前数学专业的学生开始倒数。

“按倒序说出从现任总统到1900年的所有总统的名字。”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

当然,弄错了名字或数错数字是不可避免的,这时,埃迪就会大声指出错误,然后盯着候选人看,等待他们做出反应。同样,这一测验旨在衡量的是他们的反应,而不是对美国总统的了解程度。

在那周的某一时刻,官员们要求女性候选人进入一个“个人救援球”,这是一个类似麻袋的球,直径大约为3英尺。NASA声称,这是一种未来宇航员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交通工具,用于将宇航员从一架发生故障的航天飞机运送到另一架前来救援的航天飞机上。使用方式是,宇航员戴好氧气面罩,进入球里,拉好拉链,然后跨越真空的太空到达另一架航天飞机旁。然而,这个球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那么“安全”,候选人很快就猜到了这项测试的真正意义:测试一个人是否能待在封闭的空间里而不恐慌。女性候选人都很自在地以胎儿的姿势蜷缩在球里,让工作人员拉上拉链。测试只持续了15分钟左右。有些女候选人在黑暗中打起了瞌睡。

一切都像是测试。NASA的官员鼓励候选人探索约翰逊航天中心,并与中心的员工交谈,以便更好地了解在休斯敦工作的情况。但有些女性怀疑这一切是不是一个陷阱。NASA真的想让她们四处走动吗?她们与其他员工谈话时,机构官员是否在监视和监听?她们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项任务,总觉得“老大哥”可能就在附近。凯西说:“这意味着,如果你在园区里漫无目的地闲逛,而不是有目的地穿过园区,就会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并记录下来。”

最终,女性候选人参观了约翰逊航天中心,有的人觉得很自在,但有的人并非如此。有一天,在休息时间,萨莉发现了体育馆里的壁球场,两名男性候选人正在里面玩。她问他们是否对三人回合战感兴趣?对方并不知道萨莉的网球选手历史。男士们同意她加入,结果是,萨莉毫无悬念地完胜。“她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留下我们俩在各自的角落里汗流浃背,气喘如牛,然后,她就像刚进场时那样平静沉着地鞠躬,感谢我们,并说她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因为现在必须去跑步了!”候选人之一的劳伦斯·平斯基(Lawrence Pinsky)回忆道。萨莉获胜的消息在其他候选人中传开了,让这位年轻的博士候选人在她的小组中赢得了一些“圈内名气”。

当安娜在园区里闲逛时,她开始有一种感觉,觉得很快她将以这里为家。那周的早些时候,她叫比尔来休斯敦相见。一天早上,在她开始各种测试和面试之前,比尔驱车来到了喜来登国王酒店的停车场。“你最好四处逛逛,看看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因为——我不知道,我只是对这一切有这种感觉。”安娜对他说。比尔会回来的,他也入选了宇航员候选人名单,将于11月与朱迪思同组来到NASA。朱迪思和安娜发现两人都住在加州,而且相距不远,于是成为朋友,并一直保持联系。

在个人面试之前,一切测试的结果只是通过或不通过。候选人要么在心理和身体评估后被亮绿灯,要么在申请表上得到一个大大的红色印章。真正的考验来自宇航员选拔委员会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个人面试。

对一些人来说,走进面试的房间感觉有点像走进宗教法庭。宇航员选拔委员会成员坐在会议桌后,面对候选人提出问题。有人立刻认出了坐在其中一个座位上的传奇宇航员约翰·杨(John Young),第九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女性候选人也注意到了座位上的卡罗琳,一些人看到桌子的另一侧至少还有一位女性时,松了一口气。

也许这次个人面试的一个积极方面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准备。最终候选人没有被给予任何关于问题内容的指导,这是有意为之。宇航员选拔委员会想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委员会对每个人只有一个问题:“请告诉我们你的经历,从高中开始一直到现在。”乔治在面试一开始就会这么说。萨莉描述了她在自由电子激光方面的研究生工作和她的网球选手背景。而朱迪思则谈到了她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工作和如何了解更多关于人眼的知识。瑞亚和安娜都详细介绍了作为医生的工作。凯西谈到她的深海研究任务,而香农则介绍了她在化学领域的经历。有飞行经验的女性候选人——香农、朱迪思和瑞亚——谈到了她们驾驶飞机的经历,好几位提到了她们对以前的太空飞行任务如何着迷。

在候选人发言时,委员会成员根据每个人的职业经历插话提问。谈话主要围绕个人的职业生活展开,但最终他们还是谈到了个人问题。他们让候选人举出自己克服困难的例子,询问他们在业余时间喜欢做什么。然后是关于家庭的问题。

“如果你在这个周末返回孟菲斯的飞机上遇到了梦中情人,他要求你放弃医学事业,放弃成为宇航员的机会,跟他走,你会怎么办?”一位委员会成员问瑞亚。

这个问题惹恼了她,她觉得这个问题不合时宜。瑞亚是所有21名女性候选人中第一位接受面试的,她认为对女性提问的流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她如实回答说,如果一个男人提出那样的要求,那他肯定不是她的梦中情人。

安娜也试图尽可能诚实地回答委员会成员的问题,包括她的服装选择——绿色连体裤装和厚坡跟高跟鞋,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典型风格。这就是她,她认为反正NASA已经知道了她的一切,所以最好忠于自己。本着“做你自己”的哲学理念,当谈到孩子的问题时,她坦率地说:“我想要孩子,所以如果这是你们考虑的一个因素,我必须回答,我肯定想要孩子。”她希望不会因此被踢出局。

委员会成员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问题,香农一直等着关于家庭的问题出现:“你有三个孩子,你怎么可能胜任这份工作?”就在两年前,香农生下了儿子迈克尔(Michael),露西德一家成为一个五口之家。多年来,她一直在与各个愚钝的雇主就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和母亲的问题进行斗争,这些经验让她对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准备。

讽刺的是,根本没有人提起这件事。相反,委员会成员指出:“这份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你对此有什么问题吗?”

考虑到她申请的工作,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不过香农明白他们提问的意义。成为一名宇航员不仅意味着在太空飞行,宇航员还可能需要飞往全国各地,为执行任务而训练,并与科学家、工程师和承包商会面。

“绝对没有问题。我甚至可以现在就出差。”她提到家里有一个简单的安排。当她出差时,她的丈夫迈克尔负责照看孩子们。当迈克尔出差时,她照看孩子们。在过去十年,这样的安排一直很奏效。没有理由不再继续这个责任分配的安排。

委员会还忍不住提了几个“挖坑”问题。一些候选人被问及他们对1977年9月刚刚签署的《巴拿马运河条约》(Panama Canal Treaty)的看法。该条约规定,美国将于2000年放弃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测试候选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时事。但委员会成员也知道,候选人在面试间隙会交流,所以第二天的问题变成了关于苏伊士运河的。如果候选人慌了神,就会背诵排练过的关于巴拿马运河的答案。“嗯,它是我们的,我们建造了它,我们应该保留控制权。”一位候选人回答说,惹得委员会成员们窃笑不止。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回答没有令宇航员选拔委员会满意,苦恼不已。一位候选人告诉另一位,他说错了一个答案,因此肯定是出局了。

他喊道:“他们问我对越南战争的看法——我实话实说了!”

有的人则在回答简单问题时费尽心思,如是否想要一杯可乐这样的问题。有些人试着幽默,当一位候选人被问到他为什么想成为宇航员时,他回答说:“我的父亲是宇航员,我的祖父是宇航员,我的曾曾祖父也是宇航员。”

“你得过失忆症吗?”一位面试官问萨莉。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萨莉开玩笑说。

候选人不知道的是,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委员会在寻找某些特质。最重要的是,他们想要的是团队合作能力强的人。航天飞机的乘组人员将会更多,所有人需要更好地相互协调,这意味着乘组人员必须在更大程度上相互依赖。根据这项要求,具有自负性格的候选人都被排除了。

委员会还需要能灵活变通、兴趣广泛的人。当然,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是加分项,但委员会希望宇航员能有业余爱好或兴趣,而不只是一心扑在专业上,比如说,对驾驶飞机、弹奏古典钢琴或打业余网球感兴趣。这一点很关键,因为航天飞机的乘组人员在执行任务时需要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他们需要了解从工程学和火箭学到天文学和地球科学的各种学科。

但最重要的是,委员会试图评估宇航员是否真心想要做他们申请的这份工作。委员会花了大量时间解释航天飞机本身以及宇航员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乔治说:“我们想确保他们了解宇航员的工作内容,因为很多人对宇航员的工作一知半解——而真实宇航员的工作与人们认为的有很大不同。”然而,他们在与候选人的谈话中并没有确切地强调这份工作的危险性。

最后一点是,这份工作需要耐心。航天飞机计划于1979年首飞,首批乘组人员中的许多人是已经加入太空计划的宇航员。要过好几年才能轮到这批新宇航员坐在航天飞机的座位上。这意味着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将在地面进行,包括做实验,进行模拟训练,学习软件和新的技术,并代表NASA公开露面。实际上,上太空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委员会希望选拔出来的人能理解并接受这一点。

卡罗琳说:“我们不想花费时间和成本选拔人员,结果他们在几周后说:‘您知道吗,我真的不喜欢这份工作。’”的确有几位候选人最终告诉委员会,他们不适合这种生活方式。

为了真正了解候选人的性格,还有最后一项测试:在Pe-Te先生的卡真风味 烧烤屋(Pe-Te’s Cajun BBQ House)举行的烧烤晚宴。对乔治来说,这也是选拔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他将利用这个机会观察候选人在放松状态下的表现。女性候选人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个令人生畏的男人,但她们觉得应该尽力给他留下好印象。现役宇航员来参加烧烤晚宴,认识这些候选人,并把他们的看法转达给乔治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这是确切识别谁最适合太空项目所需的最后一项工作。

在约翰逊航天中心完成了7天的高强度工作后,六位女性候选人都乘飞机回到各自的家中——加利福尼亚州、新斯科舍省、田纳西州、俄克拉荷马州。即使最终落选,这六人也会获得一段值得在孩子们面前炫耀的经历,“你知道我曾经面试过宇航员吗?”但私下里,她们都盼望有一天电话会响起,而另一端的声音是NASA的工作人员。

但现在,她们只能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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