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兼爱中》)
仁者即能为天下人民兴利除害的人。墨子更崇尚义,认为义是一切事中之最可贵的。墨子说:
万事莫贵于义。(《贵义》)
在墨子,义也即是当然、应该的意思。墨子亦以利言义,凡有利于天下人民者,即是应当的;无利于天下人民者,即是不应当的。而所以贵义,即以义能利民。墨子说:
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耕柱》)
而仁之实际,义之内容,便是兼爱。最有利于天下人民之行为,便是兼爱。兼爱乃是根本的当然准则。兼爱之“兼”是总全的意思,也即是合而不别的意思。兼爱即是对一切人无所不爱,不分远近,不分等级,广泛的爱所有人民,也即是无差等之爱。兼爱亦简称为兼。兼与别相对。别是分别人我,自爱而不爱人;兼则是不分人我,视人如己,为人犹为己。墨子以为兼即是义,乃行为所当遵循之最高准则。
墨子认为天下之乱,皆由于人不相爱,求天下治,必须实行兼爱。《墨子》书云:
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
兼爱,简言之仅曰“兼”;详言之,则曰“兼相爱交相利”。墨家言爱,以利为本,爱人即是利人。兼相爱交相利,即不分别人与我,视人之身家国,若己之身家国。《墨子》书又云:
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乡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兼爱下》)
兼则可生天下之大利,别则生天下之大害。故应“兼以易别”(同上) 。如天下人皆兼相爱,则一切不道德的行为皆无有,而天下也就大治了。《墨子》书云: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兼爱上》)
兼爱乃道德之基本,治乱之枢纽。如能兼爱,则孝慈等德行,自然全备;而一切扰乱,自然无有。《墨子》书又云:
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兼爱下》)
兼可以统诸德,能行兼则惠、忠、慈、孝、友、悌,不必一一用力,而自然齐备。故兼为最基本之德,而是实行诸德之简易道路。孔子以仁统诸德,墨子则以兼统诸德。
实行兼爱者,名为兼士;反对兼爱者,名为别士。《墨子》书中论述兼士与别士之言行云:
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埋葬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爱下》)
兼是完全视人如己,无所分别,待自己怎样,待人也怎样。如此行兼,固是直接的利人,而实亦间接的利己。自己亦必受兼爱之利。《墨子》书说:
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兼爱中》)
兼则人己两益,别则不利人而亦未必利己。
兼爱之极,则对天下之人无所不爱,廓然大公,无所偏私。
《墨子》书云: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兼爱下》)
最大之兼爱,则如日月之兼照天下之无私。
兼爱是对于一切人,无所不爱;不过大部分人,尚且不曾知其名,不曾见其面,如何也同等的爱之助之呢?墨子达到普遍的兼爱之方法,是时时刻刻都在努力求天下之大利而除其害。一切活动,都为大众,而不为自己或亲近的人。如此便是爱一切人。墨子曾说:
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贵义》)
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必为圣人!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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