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即是所以充满此身的。人的形体,充满了气;如能养之,则觉得我之气,渐渐扩大,成为浩浩荡荡的,上极于天,下蟠于地,而充塞于天地之间,天地之大,都被我的一气所充满。这是一种神秘经验。气本充一身,善养之则不惟充于体内,而亦充于体外,即内外合而为一了。如何养气?仍在于实行仁义。此浩然之气,是与义道为偶的,与义道相待而相成,乃是“集义”之结果。集义便是积善。“袭而取之”便是不实际作工夫,取得外表形似,其气馁而不能刚大。扩充之道,在“必有事焉”,勿忘,而亦不可助长,应任其自然发展。如是涵养既久,行无不慊于心,则自然有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了。
气乃是充乎体的,今乃塞于天地,即觉得与天地合而为一了。孟子又说: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
万物各有特点,万物的特点都具备于我身,自反而觉其实然,则一切烦恼俱已消灭不见,而获得了最大无上快乐。
达到此境界,不只个人有至高的快乐而已,更有极大的感化力,能使他人受感而迁善。孟子说:
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同上)
有最高修养之人,所行经之地,人无不受其感化;所居之处,其化如神。动静乃与天地相应,实大有益于世,非止小补而已。所谓浩然之气,所谓与天地同流,实质上不过是幻想而已。
孔子思想以仁为中心,虽由行仁而达到乐以忘忧的境界,但毫无神秘。孟子则由仁义达到一种有神秘性的精神生活。这种自我夸大的神秘主义,仅仅是空虚的自我安慰而已。
孔子最注重行为,不甚讲心,孟子则较孔子更注重个人的内心生活之培养。在孔子以后,孟子以前,有墨子杨朱之思想。孟子虽以“距杨墨”为己任,然亦颇受杨墨之影响。墨子最崇尚义,孟子的注重义,将义与仁并举,大概是受墨子的影响。杨朱最重自我,孟子的注重个人,大概是受杨子的影响。但墨子贵义,而以为义即是利;孟子则严分义利。杨朱只重自我而已,孟子则重培养个人之精神生活。要之,孟子是以孔子思想为基本,汲取杨墨之长处,而加以改造。
孟子以后,论仁义最晰者,为汉代董仲舒。董子以对人对我分别仁义,爱人为仁,正我为义。董子说: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暗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为仁?仁者,爱人之名也。……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仁主人,义主我……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春秋繁露·仁义法》)
仁为爱,而仅自爱,非是仁;爱人方足为仁。义为正,而仅正人,非是义;能正己方足为义。仁乃所以对人,义乃所以自制。董子自谓此见解本于《论语》。他说:
且《论》已见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与?自攻其恶,非义之全与?此谓之仁造人,义造我,何以异乎?故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同上)
董子论仁义之分别,实甚清晰而明审。董子所说,主要是孔孟之仁义观念之阐释。
董子又以仁智并举,认为都是极必需者。董子说:
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同上书,《必仁且智》)
爱人为仁,有先见之明为智。惟仁而无智,则虽爱人,而不能明辨祸福利害,其行为之结果,或反足以伤人。仅智而不仁,则虽能深识祸福利害,而漠然无动于心,不肯实际拯济他人。所以仁与智,两皆必需。董子此说,实亦是孔子思想之推衍。
墨子以兼爱为人类生活之最高准则。墨子哲学之出发点是利。墨子所谓利乃指人民之大利,而非一人之私利。墨子的一切主张,都以求天下人民之大利为基本。自孔子以仁为人生之道,仁亦成了一般人的最高理想。墨子亦说仁,但以利言仁。墨子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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