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皇家图书馆的历史源远流长,周有藏室,汉有天禄、石渠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继之不辍,雅名层出。北宋有三馆和秘阁,统称馆阁,元丰改制后隶归秘书省,但南宋仍沿续馆阁之名。历代虽名称有别、功能稍异,但宗旨趋同——“崇文之意一也” 。宋代馆阁制度之书明显增多,秘阁校理宋匪躬所撰《皇宋馆阁录》、秘书少监罗畸所编《蓬山志》、秘书少监程俱所作《麟台故事》、秘书监陈骙所著《南宋馆阁录》、佚名馆阁文人所编《南宋馆阁续录》等(见《直斋书录解题》卷六、《玉海》卷一六五),尤其是后三部著作编排恰当、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灿然可观,足以说明馆阁制度发展到宋代臻于成熟与茂盛。
宋代馆阁和文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学界已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 。就宏观而论,馆阁制度是“直接作用于文学的制度设施”之中层制度,“与文学本体距离较近……对文学直接影响并接受文学的策应” 。就微观而言,我们借用饶龙隼先生层位理论,重新考量宋代馆阁与文学的关系,将其分解为庋藏编校典籍的“外层”、选拔培育人才的“中层”、馆阁文学所属之“内层”,且三者之间具有“交叠迁移”特征。层位区分,有助于更进一步厘清和审视宋代馆阁与文学之关系,有利于为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提供有力的实践支撑。
一、馆阁储藏编校制度与文学关系——生态土壤
南宋文人王应麟说:“图书之府,著作之庭,与夫校文之处,三者各有司存。譬之蓬瀛方壶,鼎峙瀛海;台观金玉,邻居往来,而均为道家山焉。” 王氏指出,馆阁的基础职任一分为三,储藏、编纂和校勘同等重要且地位尊荣。这样的文化环境、日常工作,于文人眼界开阔、素养厚植、学术精进毋庸置疑是有促进的,对文学的影响是间接性的。
欧阳修《上执政谢馆职启》云:“伏以国家悉聚天下之书,上自文籍之初,六经、传记、百家之说,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医卜、禁祝、神仙、黄老、浮图、异域之言,靡所不有,号为书林。” 说明馆阁庋藏图籍具有历史久远、品类繁富、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这种选择标准对于形成和保持丰富的文学生态是大有裨益的。北宋初期馆阁的重建,图籍征集主要来自南唐、吴越、巴蜀等文化发达区域,“伪国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精,亦多修述” ,“其书多雠校精当,编帙全具,与诸国书不类” 。“靖康之难”后馆阁图书之府的重建,经济人文发达的蜀、赣、越、闽等地贡献良多 。图籍典册的迁转流徙,对输出和输入地文化环境有较大影响,造成两地图书资源的重新分配,刺激图书的刊刻与流播,这些自然会浸染到多地的文学生态。作为中央文化中心的馆阁,由于地位优势和职能关系,一方面文化发达之地助力它的建设和完善,同时作为回馈,馆阁文化的辐射作用又促进地方文学文化生态的繁荣与活力。本朝文人文集亦在馆阁收藏之列,如司马光、苏轼、米芾、文与可等人。私人著述收付馆阁,于家族于个人而言均是至高荣誉,保存文献、显扬名声的同时又以榜样的作用引领社会文化、学术风尚。
馆阁编纂国家图书总目,文化学术意义举足轻重。例如《崇文总目》是宋代第一部国家系统的藏书目录,历时七年完成,“摘其重复,刊其讹舛,集其书之总数,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 。淳熙五年(1178),陈骙进《中兴馆阁书目》30卷,著录见在图书44486卷,较《崇文总目》多13817卷 。嘉定十三年(1220),诏秘书丞张攀等续编书目,即《中兴馆阁续书目》,得书14943卷 。据图书总目查验图典存佚,辨别真伪,核校异同,“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 。同时了解某一时代的学术文化、引领学术研究的方向路径,功莫大焉,“学术发达影响了目录学,目录学昌盛也推动学术研究。二者可说互为因果” 。
馆阁文人对典籍图册的储藏鉴别、校勘整理萌生兴趣,进而成为其学术的增长点和文学创作的动力源,从影响力来判断它就不再是外层制度而属于内层了。例如曾巩在馆阁十余年,读书校书使其眼界大开、学养丰赡,学术的自信呈现在文章上就是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典雅温润,特别是曾氏所作校书诸序篇篇精美,历来被文章家所赏叹,《战国策序》等文章更是成为指导学子应试的经典范本。总之,图书的搜集庋藏、文献的整理编纂、典籍的校勘注释,虽不直接关涉文学,但是以传承斯文、弘扬文化、营造学术风气和引领审美风尚的力量,作用于整体文化生态而实现对文学影响的有力发生。
二、馆阁选拔培育制度与文学关系——动力导向
北宋文人秦观《进策·官制上》曰:“馆阁者,图书之府,长育英材之地也。从官于此乎次补,执政于此乎递升。故士非学术艺文、屹然为一时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谓天下之妙选矣。” 说明文人对馆阁作为宋代重要培育人才机构的深刻体认:入选者使之博览群书,以备咨询;涵养器识,将待大用;选择标准,则是学术和文学杰出者。
1. 馆职召试和考校他人——迎合与自新中文学观念的交锋和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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