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馆阁虽不以单纯培养文学家为宗旨,但许多职任决定了它又和文学生产息息相关。杨亿《武夷新集》卷一九《与秘阁钱少卿启》云:“侍柏梁之高宴,即赋七言。然陪清跸之游,更献从臣之颂。梁园旨酒,居客右以无疑;谢砌苍苔,代王言而在即。” 宴会陪侍、帝王出行、朝廷大礼等等,馆阁文人责无旁贷地要赋咏歌颂、润色鸿业。《梁溪漫志》卷二曰:“故事,朝廷有合撰乐章、赞、颂、敕葬、軷祭文,夏国人使到驿燕设教坊白语删润经词及回答高丽书,并送秘书省官撰。盖学士代王言,掌大典册;此等琐细文字,付之馆职,既足以重北门之体,且所以试三馆翰墨之才,异时内、外制阙人,多于此取之。所谓馆职储材,意盖本此。” 乐章、軷祭文、教坊致语等琐细文字,由馆职撰写,既是培育历练,又是为两制储备人才,如绍兴十八年(1148)十一月,令馆阁文人撰感生帝大祀乐章,其中降神所用《大安之乐》四曲,由秘书省正字葛立方撰写;盥洗、升殿的《保安》之曲,奠玉币《光安》之曲,均由正字孙仲鳌撰写 。应制文学要求博通经史、文采绚烂、结构整饬、典雅大气,上升到宏大叙事的国家高度。
馆阁应制文学的评比与奖励,促进了应制文学的繁盛。淳化五年(994),姚铉直史馆侍宴内苑,应制赋《赏花钓鱼诗》,获白金之赐,《诗话总龟》前集卷四记载:“太宗留意艺文,好篇咏。淳化中,春日苑中有赏花钓鱼小宴,宰相至三馆毕预坐。咸命赋诗,中字为韵,上览以第优劣。时姚铉诗先成……赐白金百两,时辈荣之,以比夺袍赐花等故事。” 仁宗天圣中,馆职韩羲因应制诗歌水平最差而落职,《东斋记事》卷一云:“赏花钓鱼会赋诗,往往有宿构者……翌日,降出其诗,令中书铨定。秘阁校理韩羲最为鄙恶,落职,与外任。” 白金的荣耀赏赐和落职的严厉处罚,相辅相成地刺激了馆阁应制文学的稳定发展,《崇文总目》卷一一著录了《应制赏花集》十卷、《瑞花诗赋》一卷;《宋史》卷二〇九著录了雍子方、沈括所编《集贤院诗》二卷,熊克《馆学喜雪唱和诗》二卷等。当然应制文学需一分为二地看待,缺点是程式化明显、千篇一律,共性大于个性。优点是辞藻华美、引经据典、风格庄重、高华大气。宋代两制文人中的大手笔,几乎都有馆阁履历,可见文学风格的承继性。
2. 官方的文化普及与文人的理想践行——文学总集的编纂
馆阁储藏编校图书典籍,从与文学关系的远近来看总体属于外层制度,但具体到文学总集的编修,便是作为内层文学制度而存在。例如宋初“四大类书”之一的《文苑英华》,是太宗令两制文人与馆阁学士合作完成。编修缘起,乃“近代以来,斯文浸盛,虽述作甚多,而妍媸不辨”,选择标准是“止取菁英,所谓摘鸾凤之羽毛,截犀象之牙角” ,即优中择优。《文苑英华》作为一部大型诗文总集,承载普及文化、上继《文选》之意,其中选录众多律赋、试帖诗等,“就是为了给当时读书人和官僚提供科举考试和办公应酬的仿效对象” 。国家利用文学形式,宣扬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政治意图,亦是不言而喻。
《西昆酬唱集》,是北宋馆阁文人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模拟李商隐诗歌的一次集中且大规模的艺术实践,杨亿《西昆酬唱集序》道:“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昌和,互相切劘。”“凡五七言律诗二百五十章……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昆酬唱集》云尔。” 作品数量达二百多首,华丽典雅,音韵铿锵,措辞新警,展示了与白体、晚唐体迥然不同的艺术高标,赢得了“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 的赞誉,引领了以才华为诗、以典故密集呈现为特征的宋诗新风尚。
3. 馆阁文化场域与文人渊薮——文学观念的活跃与创作丰富
张嵲《谢馆职上赵相公启》云:“是以游息藏修,爰处文章之林府;优柔厌饫,俾深师友之渊源。” 在张嵲看来,身处文章之林的馆阁,时常思索问学,相互交流,甚至连闲暇时候也充分利用,从容求索且仔细体味,有助于加深请益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林之奇《上何宪》曰:“顷在三馆,所从者多得海内之耆英,而朝夕与之周旋,盖亦忘寝与食。广求博取,以究心于讲学之益,不知年数之不足也。” 感喟道山册府英才莘聚,交际应酬令人废寝忘食。广泛阅读多方汲取,专心致志使人忘却时间之不足。馆阁场域由于文人萃集、交流便利,有利于文学观念的活跃和文学创作的繁荣。除此之外,由于馆阁文人身份特殊,极易成为其他文士的结交热点,其中不乏缁流羽客,这自然有益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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