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阁文人品评赏鉴、花样游戏中诗学观念的碰撞与审美风尚的孕育,有利于宋代诗文独特面貌的形成。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记载英宗治平中,沈括、吕惠卿、王存、李常四人在馆中讨论韩愈诗歌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沈括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近诗。”吕惠卿云:“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沈括认为韩诗只是押韵的散文,不合诗歌标准;吕惠卿则坚持韩愈代表了诗人的最高水平,对以文为诗的特征表示欣赏。这场诗学讨论没有定论,最终在“一坐大笑” 的愉悦气氛中落幕,展示了宋代诗歌多元的发展方向和审美特征。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三记载,宣和中蔡攸提举秘书省,夏日馆职文人于道山食瓜,蔡攸令众人参与游戏,每征说一条有关瓜的典故便食瓜一片,比拼典故多少。大家有所顾忌不敢尽言,“校书郎董彦远连征数事,皆所未闻,悉有据依,咸叹服之……后数日果补外” 。抛开董逌(字彦远)因露才扬己遭蔡氏忌恨的离馆之憾,馆阁文人较量典故多寡的游娱之乐,对于宋代文学崇尚典雅与推重博学是有促进意义的。
文学的抒情交际功能,是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实现的。入馆供职、宴饮陪侍、曝书宿直、阅书校书、修史议政等诸多工作丰富繁冗,除应制外又成为文学自由表达的题材,既彰显其荣耀光辉的政治身份,又倾诉其孤寂无聊的个体况味。从馆阁诗歌情感基调来看,念远怀人、故园之思、江湖之恋、伤春悲秋等永远是主旋律,文学说到底表达的还是健全的人性。苏轼、黄庭坚元祐馆阁时期的诗歌除了应制类,更偏于私人化写作,题画诗成为核心,且二人此类诗歌创作高峰均集中在元祐时期 。南宋馆阁文人王十朋、周必大、洪迈等人在馆中唱和往还,以植物花卉来抒情交际,修竹的劲节萧疏、梅花的幽艳香冷、海棠的袅袅之态,在“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中宣扬了南宋馆阁休闲文学的儒雅精致。陆游钟情于馆中海棠,以诗乞于周必大,周氏《许陆务观馆中海棠未与,而诗来次韵》打趣道“今日若无工部句,殷勤犹惜最残枝” 。这类创作摆脱了程式化束缚,更加轻倩洒脱,多以酬唱赠答形式展开,游戏性与竞技性并存。
4. 文学策应馆阁政治文化的影响——称美讽恶功能的发扬与缺失
宋代馆阁作为最高育才机构,文人有参政议政的职责,讨论议题丰富,涉及科举取士、国防安全、经济策略、地方治理、官员考核等诸多方面,需要馆阁文人知无不言,抗言直行。贺麟认为,文人介入政治的兴趣缘于本性实现,“他献身政治,乃所以成己成物,尽己性,尽物性” 。同时,皇帝和权臣利用馆阁机构来实现其政治意图,如任用或罢黜某一学术派别的文人,利用修史来“异论相搅”等等。于馆阁文人而言,政治职责、本性和政治生态,都会对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情感产生影响,进而浸润在文学创作中,朱晓进提出,“政治文化”是一种研究视角,是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关系方式的桥梁 。我们借用其概念,来审视馆阁文学如何策应“政治文化”的规约。
其一,颂扬美刺主动实现下的文学创作。
馆阁应制文学因其润色鸿业的功能指向,总有为文造情的套路之嫌。但也不乏天子仁爱惠民、德治彰显、馆阁文人油然而生的真诚咏叹,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文人主动去宣扬策应制度,变被动配合为主动表达。例如蔡襄有诗曰:“叠耸青峰宝炬森,端门初晩翠华临。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全归万众心。天上清光开夜色,人间和气阁春阴。要知尽作华封祝,四十年来惠爱深。” 陈衍对此诗激赏不已,以为应制作品多言过其实,唯独此诗与汉代蔡邕所撰《郭有道碑》相媲美,“当之无愧色者矣” 。蔡襄《上元进诗序》对其创作动机有所解释,“臣伏睹法驾特御端门宣谕臣僚,上元观灯,不为游赏,盖与民共乐也。臣职在文字,恭惟德音,宣布睿旨,感诗人揄扬盛美之私,辄成短章”。创作动力,其一,被天子与民同乐的德治行为所打动;其二,文字之职需要发挥赞扬盛美之功。这种文学创作更是馆阁文人在政治身份的牵系下,于“政治场景”的创作空间里对“适合国家、社会稳定的文学秩序” 的一种自觉维护,是文学主动策应后的表现。
馆阁文人离馆外任或自请归乡,除了个人健康及意愿请辞,多半是与时调不合、政治信仰的失落。同舍为之赋诗饯行,彰显了他司所无之道义之乐,诗歌的交际功能、讽谕功能得到更多凸显。熙宁十年(1077)十月,程师孟以给事中充集贤殿修撰、知越州,馆阁33人参与饯行,赋诗34篇(见《续会稽掇英集》)。淳祐七年(1247)十一月,蔡久轩归家,三馆学士以“风霜随气节,河汉下文章”分韵赋诗送别,牟子才分韵得“河”字,赋杂言古体诗1首,计37句552字,赞叹蔡氏忠心国事、不计个人得失,以熙宁元祐时不与世浮沉的苏轼,绍圣中百折不挠的黄庭坚类比。饯行诗歌主题,既有对离馆者品行操守、才华气质的热烈赞颂,又有对其脱离束缚优游山水的无比欣羡,还有早日归朝的良好希冀。这种文学行为,无疑是塑造并强化了馆阁文人群体形象的文化内蕴——以道义相尚,以品格相励,以才华互敬,以学业相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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