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北宋馆阁书籍荡然无存,馆职人员稀疏零落,馆阁形同虚设,难以为继,故而高宗即位初期罢除馆阁,亦是情理之中,《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载:“高宗建炎三年四月十三日,诏秘书省权罢。”
一、绍兴初年复置
被罢的馆阁于绍兴初期复置,《玉海》卷一二一云:“绍兴元年二月十九日丙戌,诏复置秘书省。” 复置地点在绍兴府的火珠山巷,缘于秘书少监程俱的建议,“绍兴元年五月,秘书少监程俱请以火珠山巷孙氏及吕惟明没官屋二所权置局,从之” 。
绍兴二年(1132),复置的馆阁由绍兴府移至临安府的宋氏宅,后又于绍兴四年迁至法惠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二载:“(绍兴四年正月)戊午,以法慧寺为秘书省。” 寓于法惠寺的馆阁(秘书省)重新布局,《南宋馆阁录》卷二有详细记载:
绍兴二年,移跸临安府,始寓于宋氏宅,再徙于油车巷东法惠寺。自寺殿之后,为省中厅三间。厅后主廊一间,堂五间。厅堂两傍,省官分居之。(厅前有松柏六株。)其南有屋三间,秘阁、三馆书藏焉。东廊前为仓史堂,吏舍次之,省官位又次之。西廊前为吏舍,装界作次之,厨次之,厕又次之。省东为实录院。其外为仪门;中门三间,厅三间,左为承受位,右为检讨位。(厅前有井亭,柳六株。有角门通秘书省。)后主廊一间。廊后屋三间,两傍为检讨位。后堂五间,两傍为修撰位。(堂后有竹二十余竿。)厅东为吏舍及主管诸司位,又东有土库三间。
从陈骙的叙述可知,秘书省中厅南秘阁、三馆藏书之地仅占屋三间,可见藏书不多;秘书省的文人学士居于厅堂两旁,西廊为吏人居所以及装界作、厨房、卫生间,绿植也只有松柏六株、柳树六株、竹子二十余竿,说明初建的馆阁环境简陋、设施粗疏,规模较小。
二、绍兴中期盛建,乾道、淳熙期间扩建
寓于法惠寺的秘书省局促狭小、设施简略,绍兴十三年(1143)十二月十二日,诏两浙转运司重建,“从秘书丞严抑之请也” 。严抑建言:“本省藏祖宗国史、历代图籍,旧有右文殿、秘阁石渠及三馆四库,自渡江后,权寓法慧寺,与居民相接,深虑风火不虞。欲望重建,仰副右文之意。”严抑之意,秘书省与民居相接,火灾风险极高,不可不慎重考虑,希望重新构建,以彰显天子崇文的旨意。在严氏建议下,“于是建省于天井巷之东,以故殿前司寨为之。上自书‘右文殿’、‘秘阁’二榜,命将作监米友仁书‘道山堂’榜,且令有司即直秘阁陆宰家录所藏书来上” 。值得注意的是,高宗亲自书写“右文殿”“秘阁”二个榜名,另为高宗所赏识的米芾长子米友仁题写“道山堂”之榜名,可见重视。《中兴圣政》记载大臣留正等对高宗重建馆阁的高度评价:“国初,削平僣乱,收诸国之书,而三馆之制,犹仍五代简陋。太宗皇帝见之,慨然曰:‘是岂足以蓄天下图书,延四方之士耶?’遂亲为规画,一新轮奂,大书飞白,焜耀榜题,銮舆临观,以幸多士。圣圣相继,有加无损,文明之治,跨越汉、唐,廊庙之材,皆于是乎取之。兹诚有国之先务,而治化之本原也。中遭难厄,太上皇帝开中兴之运,首求遗书,追祖宗之秘藏,崇建三馆,还祖宗之旧观。亲御榜题,幸临多士,袭祖宗之盛典。行幸之诏又曰:‘士习于空文,而不为有用之学,尔其强修术业,益励猷为,一德一心,丕承我祖宗之大训,是又欲幸多士而作成之,以收祖宗得人之盛也。’猗欤盛哉!虽周宣复古,何以尚兹!是宜圣子永永,万年得以持循也欤!” 肯定了北宋历代帝王对馆阁建设的高度重视,因而收获文治功效。格外强调馆阁图书之府建设的重要意义——乃国之要务,治化之本。继而赞扬了高宗在靖康之难后对馆阁重建之诸多努力、崇文尚儒的种种措置,慨叹即便是周宣王中兴,也无法和高宗之伟业宏绩相提并论,溢美中不乏真情流露。
绍兴十四年(1144)六月二十二日,秘书省迁入新址,体制宏大,雄伟气派,“省在清河坊糯米仓巷西,怀庆坊北,通浙坊东。地东西三十八步,南北二百步” 。《南宋馆阁录》卷二详细展示了秘书新省的规格体制、布局构架,当然包括乾道年间、淳熙年间馆阁学士陈骙等人的悉心打理,从中可见以下特点:
其一,规模宏大,机构完整。“大门三间,七架”。“门东廊六间,五架”。“门西廊十间,五架”,其中,“点检案、知杂案、经籍案、祝版案、太史案、宿直房在焉” 。秘阁五间,高四丈。道山堂五间,九架。秘阁后的石渠,“长五丈,广一丈五尺,乾道九年少监陈骙立” 。东廊四十二间,七架;西廊四十三间,七架。又有编修会要所,在少监位之西;国史日历所,在道山堂之东;蓬峦在汗青轩后,国史院在省门内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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