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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层位理论谈宋代馆阁与文学的关系

北宋馆职选拔以诗赋为主,兼及策论。南宋馆职选任,博学宏辞科出身是一个重要特征。南宋初级馆职召试,遵循学术与人品并重原则,策论要求积极正面,切中时病。选拔考试内容,直接影响了文人对诗赋、策论关注与研习的热情。北宋文人刘挚说:“经义以观其学,诗赋以观其文,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以经义考查学养,以诗赋检验文章,以论体观其见识,以策体见其才华。魏泰《东轩笔录》卷七记载了进士及第者苗振召试馆职掉以轻心,不听晏殊建议竟然败在自认为小儿科的押韵上,“振率然答曰:‘岂有三十年为老娘,而倒䙀孩儿者乎?’……既而试《泽宫选士赋》,韵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滨莫非王。’由是不中选。晏公闻而笑曰:‘苗君竟倒䙀孩儿矣。’” 此事极具代表性,说明召试馆职遵守规范是丝毫不能含糊的,否则只会名落孙山。

文人入选馆阁后,不仅参与科举考试制度的讨论修订,而且承担“以助主文考校” 级别有差的具体任务。馆职参与科考,虽然主导思想受制于馆阁制度的规约,不过馆阁文人的个人喜好也会左右取士之风,司马光《贡院乞逐路取人》云:“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使僻远孤陋之人与之为敌,混同封弥,考较长短,势不相侔。” 司马光指出,两制、三馆文人的嗜好崇尚直接关涉到社会取士之风,在京举子消息灵通、条件便利,容易获得考试讯息,追逐考官风尚,文章自然工致,而偏僻地远的应试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与之同台竞艺,自然有失公允。大体说来,文人召试馆职时被馆阁考试规范所牵引局限,服从适应是必须的,所以强化了馆阁选拔制度。而进入馆阁成为主考官(或者以助主文考校)后,又以个人好恶影响科举取士,便对馆阁制度造成了一定冲击。馆职召试乃精英文人(主体是进士及第者),馆职考校他人多为普通举子,在被召试和考校他人的身份迁转中,精英文人从向官方文学靠拢的内向行为到彰显个性的外向行为变化,带来的是迎合与自新中文学观念的交锋碰撞和调适新变。当然唯其如此,文学才能在规范与打破中更新生长,保持活力。

2. 储才育才的政治职能——散文创作题材重大和情感表达慷慨充沛

储才育才是宋代馆阁的重要功能,刘安世有道:“伏见祖宗初定天下,首辟儒馆,以育人材。累圣遵业,益加崇奖,处于英俊之地而厉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其聪明,廪食太官,不任吏责,所以成就德器,推择豪杰,名卿贤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无愧前古。” 北宋文坛领袖杨亿、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政治家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文学家曾巩、张耒、秦观等都曾身历馆职。南宋,名相公卿赵汝愚、周必大、文天祥,学者才士李焘、陈骙、王应麟,著名文人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均足践馆阁。

馆阁的滋育,使文人谙熟典章制度,擅长政事措理,博通文史,对其眼界格局的提升与拓展有正面影响。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特别是散文题材内容聚焦天下民生、军国大事,使命感强烈,议论性突出。苏轼《谏买浙灯状》说:“右臣向蒙召对便殿,亲奉德音:‘以为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者。’” 姚勉《雪坡集》卷三《拟上封事》亦云:“储材于馆阁,正欲其言天下之事也……必其事关国体,人不能言,然后馆阁之臣抗章极论。” 馆阁文人作为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是具有能力”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判断的,同时职业素养需要呈现拾遗补缺、直言敢谏的勇气和担当,当然“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 。这种与统治者共治天下的政治诉求和职责使命,加之个体性情的选择呈现,突出影响了馆阁策论的风格:直陈利害、气势充沛,博通古今、掷地有声。

三、馆阁文学产生与生产的多维向度

如上文所述,馆阁最重要的职能是图书之府与育才中心,但日常文字、文学工作的不可或缺,加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文人渊薮特点,使得文学的生产呈现被动和主动两类。

1. 日常文字职掌与评比激励——大量应制文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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