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大师”(maître à penser)一词,使我们身陷于亨利·詹姆斯所说那种“不可通译的金色牢笼”里。这并非出于语义上的困难,而是因为这字眼极为讽刺。在英文中,“思想大师”是个华丽而空泛的辞藻。在英美人士的耳中听来,这个词透着法国式的装模作样与官腔官调。就算是“思想家”一词,也备受猜疑。詹姆斯说得不错:在英美世界中,只有他才背负着这头衔。尽管这个词一开始满是嘲讽的恶劣意味,但鉴于詹姆斯的贵族气度与言重如山,“大师”一词成了种多少带点真诚敬意的称呼。这倒是非常适合他。
在德文中,大师(Meister)一词则受到艺术家、智者与学者等的大力推崇,这些人不一而足,例如浮士德、歌德、瓦格纳与赫尔曼·黑塞。“不要看轻了德国大师”,瓦格纳为他所崇拜的汉斯·萨克斯如此大声疾呼;这与波顿在《仲夏夜之梦》中对他伙伴们的称呼相比,可是大异其趣。大师一词,源出中世纪的行会与大学。时至今日虽渐褪色,仍然普遍通用,但“思想大师”(Denkmeister)却未曾如此风光。意大利文中的“大师”(Maestro),除了在谱曲与表演的领域之外,多有嘲讽意味。思想(Pensiero)一词则不仅专指抽象观念;这词会出现在戏曲领域中,却甚少与“大师”连用。
另一方面,在法国哲学、文学、科学、政治等领域中,这词的指涉与形象却表示着重大意义。大师(Maître)这个称谓,从古至今(尽管这光芒逐渐黯淡)都普遍运用;尤其在法律界一直持存着。尽管我还不够格,但常在口头对话与书信抬头中被人家称为“亲爱的大师”,并亲切地回应。这个词的多种用法,现在也延伸到“信仰导师”与其女助手的关系中,像是:弗朗索瓦·德萨勒与让娜·德尚塔尔、让-雅克·奥列尔与阿涅丝·德朗雅克、波舒哀与科尔尼奥夫人、费奈隆与寂静主义者居永夫人。这些人都追随着埃罗伊兹与阿伯拉尔的崇高指引(magisterium)。我们在西蒙娜·薇依师事阿兰的故事中会再次见到这情形。没有任何西方传统会像法国这样推崇“思想大师”了。说得夸张些,他们在法国究竟占了什么优势?
任何有说服力的答案,都不如彻底分析法国的精神;拉丁、希腊以及基督宗教的色彩,遍布在法语及感性架构中。从罗马帝国征服高卢开始,拉丁色彩便开始弥漫于法国社会中。如同在法庭中的定义一样,法兰西学术院也宣称对语汇及文法有其规范权威(尽管无效)。罗马的荣光在古代王朝(ancien régime)的荣耀(gloire)中,和在拿破仑的扩张底下一样灿烂。我们可明显看到,无论反对皇室者或帝国至上论者,例如雅各宾党人,都同样深浸于古罗马的风格及象征之中;就像是布鲁图之于凯撒一样。与欧洲各地不同的是,法国的政治艺术(civilitas),在历经了文艺复兴后出现的理性主义与科学革命后,仍保留了对修辞、对辩论辞令,以及对演说训练的重视。阿兰证实了法国一如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一样“醉心于论述”,酩酊于对口述的语辞之中。这种狂热弥漫在法国生活各处;肇始于中学教育,彰显于政治之中(这种浮夸的风格在法国的军事文件中特别明显)。尽管历经了法文诗对六步格诗韵和对于双韵对句的雕琢,修辞学仍屹立不摇。路易·阿拉贡与勒内·夏尔尽管风格迥异,都是修辞名家。在法国的自我展现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特点,也就是对于以纪念性、阶级性及规范性来限制老师(Maître)形象与功能的偏见。由此发展出解构的极端主义与破坏,和后现代主义者的反叛,女性主义一派更是如此。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身兼哲学家、诗人、小册子作家、保皇右派的打手(condottiere)等身份的皮埃尔·布唐,写信给他的师傅夏尔·莫拉斯,之后便因勾结维希政府而受到监禁。他这倒是做得轰轰烈烈:
我亲爱的老师,吾师,这美丽的词汇只有在我与您的关系中才是彻底的真实……我对您的忠诚与感激是不灭的,就如同观念与智慧的根源一样。希望很快地,而且是永远地能再见到您。
我在这一章想考察的是在一八七○年以后的师生关系。在那之前是十八世纪的哲人们,是著名的伏尔泰、狄德罗,还有《百科全书》。一般咸认法国大革命缘起于政治与社会思想的运动,缘起于伴随着对政治行动的分析论述而起的意识形态论争。这种关联逐步深入到俄国事务,并和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的诞生密不可分。吊诡的是,对理智自由与辩论感到戒慎恐惧的拿破仑政权,反而强化了知识的制式教育,巩固了教育层级。帝国将人文培育与科学训练编入法典之中,建立起高等专业学院(Grandes écoles),也就是设有数个不同学院的研究所(Institut)。这些措施所形成的教育力量与服从关系的总体,其影响不亚于经院学派的修道院和教会学校。大学生的制服反映出了拿破仑的期望。然而,在著名的教授共和国(la république des professeurs)中形塑出大师课程的,其实是两个历史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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