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以来,我在各国各种不同高等教育体系中任教,深觉自己愈来愈无法确定这份“教职”的正当性与真相究竟为何。我用引号是为了突显出这个词在宗教与思想背景上的复杂根源。“教职”是个词义模糊的词汇,它跨越了从因循而无味的糊口谋生到崇高的神圣使命之间的诸多差距;它包含的类型众多,下自误人子弟的冬烘先生,上至循循善诱的百代宗师。我们深浸在近乎无以数计的教学形态里──诸如基础教育、技术指导、科学、人文、道德,还有哲学──却很少回头省思所谓的传道授业解惑,用一个较精确而实际的方式来说,这份奥秘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人能够教导另一个人,这份权威又来自何处?其次,那些受教者回应的主要次序又是什么?这问题不只困扰了奥古斯丁,至今仍是自由主义气氛中的痛脚。
我们可以简化出三种主要的情境或关系结构。有些师者在心理上“毁”人不倦(destroyed their disciples)(少数时候在肉体上也会如此);他们会败坏学生的精神,摧残学生的希望,戕害学生的信赖感与独立性;在这灵性的世界里仍有吸血鬼存在。相对地,有些学生、徒弟与学徒也会推翻、背叛甚至毁灭他们的业师;这出戏码同样包含了心灵与肉体的层面。一当选校长,洋洋得意的瓦格纳也会一脚踢开他那濒死的恩师浮士德。第三类关系则是一种交流,一种互信互慕之情,一种爱(就像《最后的晚餐》中“爱的门徒”那样)。通过彼此互动、同化的过程,师徒间能够教学相长。深刻的对谈也会产生最深厚的情谊,而这同时也会包含清晰的洞见与爱的不理性;看看亚西比德 与苏格拉底,埃罗伊兹与阿伯拉尔 ,还有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这些例子吧!有些学生甚至会觉得老师逝世后自己将难以独活。
尽管有无数种组合与差异的可能,这每一种关系模式在宗教、哲学、文学、社会学以及科学等各领域中却是屡见不鲜。由于举世皆然,使得我们无法对这一题材进行全面性的探究,因此后续的各章节只能提供几乎是刻意汰选后最精要的简介。
我们面临的症结在于这些问题源于历史情境,而且反复出现,犹如时间的巨斧来回摆动所凿出的斧痕。究竟传授(tradendere)是什么意思,又是什么使谁对谁的传授得以正当化?“已经传授的东西”(traditio)与希腊文中“现在所传授的东西”(paradidomena)之间的关系总是暧昧难明。“传袭”(tradition)一词仍保留了“反叛”(treason)与“传递”(traduction)的部分语义,这或许并非意外。而这些感受与企图,在“翻译”(translatio)的概念中不断发生共鸣。教学,就其基本意义而言,是不是一种翻译?是不是一种让瓦尔特·本雅明赋予忠实与转让这些卓越德性的文字实作?我们可以看到这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答案。
真正的教学一直被认为是模仿着对海德格尔所说存有能揭示与封闭内在真理(aletheia)的超越举动,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是模仿着一种神圣的举动。一般世俗的入门或进阶学习,都是宗教与教会教育的翻版,而其原本在解读哲学与神话时,是通过口语上的交流。老师就是个聆听者与传信者,让他所启发、教导的对象能够掌握到他所启示的“理、道”(Logos),那个“太初之道”。事实上,这就是犹太经师“托拉”、《古兰经》讲师,以及《新约圣经》讲师的真正模样。只是这种典范通过一种类比──而这类比又带来了许多的困惑──延伸到对世俗知识、对智慧(sapientia)及科学(Wissenschaft)的分享、传授与典籍编纂。我们在神圣经典及其注释的大师身上所看到的典型与实践,也延伸到了世俗领域之中。因此,在任何教育史上,都可以看到圣奥古斯丁、阿吉巴 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身影。
相对地,也有人说真正能禁得起检验的教学,要通过老师的示范。老师展示给学生看他对授课内容的掌握、他操作化学实验的能力(所以实验室总是一堆“操作者”)、他解决黑板上数学算式的能耐,以及在画室中描绘石膏像或人体模特儿的能力。示范性的教学是种表演,而且可以是一场无声的表演。或许,教学确实也该是如此。老师的手指导了学生怎么弹钢琴。有效的教学是外显的,是一种表演。这种令维特根斯坦深感兴趣的“展露”深植于字源学中:拉丁文中的“dicere”是“表现”的意思,后来又指“通过言说表示”;中世纪英文中的“token”与“techen”则含有“展现”的意思(老师是否终究是个艺人呢?)。在德文中,表示“指出”这意思的“deuten”,和表示“意味着”的“bedeuten”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一连串的字词意义关系,让维特根斯坦否定了在哲学里有任何真正只通过文字指导的可能。尤其关于道德,只有通过大师的真实生活,才能够显出其证明。光是苏格拉底和诸圣先贤他们自身的存在,就是种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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