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战败后,法国对于“认真”开始认真起来了。法国认为这次战败不是因为德国船坚炮利,而是因为普鲁士在建立科学及人文的教育制度与思想体系上技高一筹。德国的高中(Gymnasium)、洪堡改革后的大学、研究与学术出版的标准等等,在第二帝国中培育出一群弃绝轻佻、随意的学术风气的学者。军事上的杰出表现是惯于分析严谨的必然结果,而这种习惯的体现就是黑格尔(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在一九四○年法国战败后,法国哲学倒向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大仲马在一八七三年说:“如今已不是诙谐、轻松、放荡、嘲弄、怀疑与愚蠢的时刻了。”法国现在必须“非常认真”。如若不然,国家就要灭亡了。
在有意模仿柏林与哥廷根的过程中,法国的教育理想采用的是黑格尔的学生维克托·库赞所建立的体系。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生理学、马塞兰·贝特洛的化学,以及其工业应用,努力追求在理论与实践上获得的成果能够“横跨莱茵河”。左拉的小说传达出这股狂流带来的震撼,以及也适合于文学的新的社会学的、“生物学的”方法与严正。此时有两个主要的声音,这两位使法国重生的大师分别是厄内斯特·勒南与伊波利特·丹纳。受过在德国盛行的比较语言学和《圣经》诠释训练的勒南,在痛苦地面对出现在法国的各种不理性(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作为时,提出“让我们认真起来”作为革新中等及高等教育的口号。勒南本身是个文笔洗练的评注家,也是个宗教史学者,他敏锐地预见了由纯粹与应用科学所决定的未来。在他改编《暴风雨》的譬喻中,勒南将自己视为教育这国家的普洛斯彼罗。伊波利特·丹纳采用的则是方法论者与社会批判者的风格。他所采取的唯物主义进路,普遍施行于学校教育以及对历史和经济文献的系统研究中。他自己也是从共和时期的罗马开始研究。
法国“思想大师”的另一个源头,是德雷福斯事件 。是这出残害同胞的戏码,给了“知识分子”与“教士”(un clerc)──在群众中的牧师──这两个词现代的意义与散布。双方阵营中的教授、官吏、政论家与政客,不时在期刊上掀起波澜,包括从爱国保守派的《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到夏尔·贝玑(Charles Péguy)倾向德雷福斯的《双周刊》(Cahiers de la quinzaine)与青年普鲁斯特的《白色评论》(Revue blanche)。两边都有学界的发言人: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的让·饶勒斯(Jean Jaurès)与他的助理们、左拉、列昂·布鲁姆(Léon Blum)和夏尔·莫拉斯等等。从巴黎大学到整个拉丁区都发生激变。每个知识机构,从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到公立中学,都分裂成不同阵营。那段狂热年代的遗毒,一直遗留到维希政权的教条与战后“净化”的狂暴之中;莫拉斯在受到反纳粹法庭谴责时哭喊道:“这是德雷福斯的复仇。”种族主义与普世人文主义、国家主义的激情与自由主义、宗教信仰与伏尔泰的质疑,无一不折磨着法国。这些争论甚至还牵连到柏拉图与孟德斯鸠。乌尔姆路(rue d'Ulm)上的师范学院成了各种不同思想的汇集处,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雷蒙·阿隆、萨特与路易·阿尔都塞。现在各争论领域中的导师,例如福柯,都可说是德雷福斯事件的余音。阿尔丰斯·都德、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安德烈·莫洛亚、路易·吉尤(Louis Guilloux)等人的小说,都试着与这种知识分子的批评抨击进行沟通。在心灵生活中,英吉利海峡仿佛广阔无垠的大海。
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在一八八九年出版了《门徒》(Le Disciple),在序言中引用了大仲马对“认真”的呼吁。这部小说中朴实的技巧,以及其“对我们的明白企图”(也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却让这本书被弃置不顾。这不仅是忽略了这本小说在当时的冲击,也无视于经常为人所疏忽的后续影响。没有《门徒》这部小说,就没有瓦莱里的《趣味先生》(Monsieur Teste)。尽管安德烈·纪德在日记中表达了对布尔热的不屑,在他的《背德者》《梵蒂冈的地窖》,尤其在《伪币犯》中,汲取了不少布尔热对师生关系冷嘲热讽的研究。我相信布尔热的影响也出现在艾丽丝·默多克那些讨论师生关系的小说里头,像是《飞离巫师》(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钟》(The Bell),尤其在《哲学家的弟子》(The Philosopher's Pupil)中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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