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精确些,圣徒彼得证实了埃罗伊兹在师从阿伯拉尔之前就已有了博学的名声。阿伯拉尔称她是学富五车(per abundantiam litterarum),但他自己的教导,尽管后来转变为激情,却十分严厉。《我的悲惨故事》(Historia calamitatum)中说得十分明白:书中只有简略提及肉体上的惩罚,但这之中的性意味却不言自明。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那张著名的相片则是对这主题歪曲的模仿:坐在马车上的莎乐美拿着马鞭挥舞着拉马车的尼采与瑞(Rée)。埃罗伊兹说:“我盲目地听任他指挥。”以奥维德的作品为“媒介”,欲望点燃了爱情。师傅的每一堂文法、逻辑、修辞的三学科(trivium)课堂,都有带来狂喜的一面。两人私订终身时,阿伯拉尔已逾不惑,而他的学生年方十八。他俩的结合,不只是因激情而显得特别,在智性的层次上、在神学与哲学目标上能互为扶持,更是与众不同之处。教会中只有少数神父像圣哲罗姆一样收受女性弟子与侍祭。他写给玛赛拉的书函激发了阿伯拉尔与埃罗伊兹。
在遭逢大变后,埃罗伊兹显得比她敬爱的师傅更坚定、更坚强。尽管他们被迫要分离,她仍要求他继续指导她的灵魂,指导她一手建立起的修女会。结果,就我们目前确定为真本的信件来看,这造成了一种无可比拟的交流:在他们之间,道德学说的分析与论证不断在这段受诅咒的爱情上强加痛楚。令人吃惊的是,在无数个从这段故事中汲取灵感的作家与艺术家中,竟是蒲柏看得最为透彻。《埃罗伊兹与阿伯拉尔》 (1717)中失乐园式的回响,毫不逊于《米德尔马契》。尽管发过誓,埃罗伊兹仍说:“我还没法铁石心肠。”她还是回想着师生间的情爱:“有什么规训,从那样的唇齿间说出来还不能感动人心?”她内心与智性上的失落纠结成了一体:“吾爱,我崇慕的一切理想,别了!”
如我们先前所见,海德格尔反对中世纪神学与逻辑之间的关联。我想,当他在一九二五年开始与他年轻的学生汉娜·阿伦特交往,要是说他不知道阿伯拉尔与埃罗伊兹这样的先例,实在说不过去。尽管两人之间的交往,曾被无情地中断至一九七五年,这段关系却和前例有许多相似处。“你是我的学生,我是你的老师,这只是恰巧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情况。”海德格尔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写给汉娜的信中如此说道:“我有如被神灵击中。”他们一起经历了“转变”(Verklärung)之夜。阿伦特讨论圣奥古斯丁关于爱的观念的论文,可说是立即评注了海德格尔对奥古斯丁《论恩典与自由意志》(De gratia et libero arbitrio)与隐性自传的说明。这位教授感到来自社会与学界的威胁,就像阿伯拉尔一样;因此保持隐秘是不得不然。在窗口摆置一盏油灯,表示两人可以幽会;而选择在铁路旁的小旅舍,则可便于海德格尔自己来回。“你这诱人的小妖精”,大师喘道。接着,他又写了一封辞藻华美的信,冀求含藏在这年轻学者的灵魂中的欢愉能量,更胜过学术的严肃(Ernst)。在整个一九二五年激情的秋天中,海德格尔指导了阿伦特的研究,尤其是圣保罗的神学与末世论。这会是什么样的指导啊!“你有没有好好地为布尔特曼(海德格尔在马尔堡大学的同事与对话者)努力啊?”阿伦特必须为了海德格尔的专题指导,一再地细读康德。大师为弟子的“dienende Freude”而欣喜若狂。这个词不太好翻译:勉强可译为“服侍之喜”,也就是在服侍之中的喜悦。而这正是埃罗伊兹的写照。
阿伦特似乎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断绝了这段性关系。她离开马尔堡大学,并成为雅斯贝尔斯的博士生,借以避开这段丑闻。海德格尔署名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的分手信则更显苦涩:她一离去,他只剩下可悲的一群学生,“孤单而寒冷的日子,又再度来临了”。“我如同在爱上你的第一天般那么爱你”,海德格尔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写道,“你指引我的道路,比我想象中的更漫长而崎岖。这得花上一辈子来走。”大师引用了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诗句:“若蒙上帝恩允╱我在死后会更爱你。”汉娜·阿伦特在战后一直陪伴着失宠的海德格尔。她成了他在英美世界勤而不倦的代言人,成了他的译作与名声的经理人。在某种程度上,她明白他的虚伪,明白他认知她作品的价值与国际声望所带给他的虚荣。但这都无关紧要:海德格尔的教学所带来那排山倒海般的震撼,他那“无人可及的阅读”能力,将他俩紧系在一起。一九五○年间,海德格尔写了诗给他这得力助手。阿伯拉尔是个高超的诗人,海德格尔却是里尔克拙劣的模仿者:
在那里与此处
你的一声“好”
带着电光般灿烂的亲近,
带着心甘情愿的亲密。
让我发出
深沉的哭喊
只因出于满足腾欢。
在我的深夜
从那遥远的圣地
照耀出不灭的阳光。
这令那唯一的火
在同一中变得怪异,
在那日常的伪装下是如此明显。
诗句中昔日做爱的脉动震天价响。而且,其中的词汇出于海德格尔式的存有学,出于他对索福克勒斯(“在那日常的伪装下是如此地明显”)与荷尔德林的熟稔。海德格尔颇自得于这种一致:
当思想在爱中被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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