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反对当时流行于德国哲学界并被视为正统的新康德学派,加上他致力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更显得引人注目。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海德格尔发表的演说包括了现象学简介、宗教现象学、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现象学解读等等。这年轻的助理一次又一次地阐述师傅对于观念与逻辑研究的文章。海德格尔还在胡塞尔于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五年冬天所开设的《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课堂中,指导学生的作业。
而我们的师傅,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痛失爱子,有足够理由相信他这聪颖的弟子会是他未来在精神上的继承人与拥护者。尽管像海德格尔这样淡泊寡欲,甚至可说惜言如金的人,不是德国学院主义传统与权威方式所赞扬的类型,胡塞尔却是毫无保留地对他赞誉有加。然而,尽管他如此劳心劳力,却仍感不足。他的现象学,以及他要使哲学成为一门精确科学的许多重要方面,仍未能实现。胡塞尔的信心日趋坚决。无论面对什么困难,他的现象学方法都能为人类对世界的观察与理解提供一个无可訾议的基础。这方法能够拨开即使是康德也无法逃脱的神学-形而上学预设这重重迷雾;也能够廓清被胡塞尔认为是跛脚哲学,将心灵认知活动同化为暧昧不明的意识阶段的“心理主义”。未竟全功的还包括他对人际关系问题的艰苦沉思。还有谁比海德格尔更适合承续这熊熊火炬呢?
我们几乎难以概括说明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的不同。科学式、后设数学式的理念对海德格尔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科学不会思想”)。真理不是一种逻辑范畴,而是一种从隐蔽之中展露的奥秘〔“真理”即是“开显”(aletheia)〕。尽管胡塞尔的现象学宣称是毫无条件,完全中立的知觉活动,还是免不了落入形而上学传统的窠臼,也摆脱不了无限后退的可能。现象学不重视海德格尔认为唯一值得问的问题:“什么是存有(Sein/Seyn)?”也不能明白在短暂的前苏格拉底时期后造成西方思想分裂的元凶,甚至是尼采对形而上学所做的谴责──“存有的遗忘”。胡塞尔无法洞察这紧密联系于存在、现存者以及存有间之区分(德里达说的差异)的历史命运与人类的任务(Geschick)。他浑然无视于存有的枢纽:“虚无”(das Nicht,萨特所说的néant)。
沉浸于海德格尔看似亲近的对待中,胡塞尔根本察觉不出这些辩斥。他也不会猜到早在一九二三年初,恶劣的海德格尔在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私人信件中对他个人与作品的残酷嘲弄。而他在一九一九年以后对海德格尔几场演讲的细密注意,或许已使师傅有所警觉。他确实曾以一种忧伤的态度观察海德格尔个人所流露出的迷人魅力。胡塞尔也确实曾记录自己班上的学生逐渐流失,只为了去上助理的课。他或许听到一些流传在德国哲学界的风声,说有个尚未出版作品的马丁·海德格尔,即将成为“思想的秘密国王”(汉娜·阿伦特的恭维)。或许,一帧一九二一年时师傅与弟子在乡间漫步的相片可说明这一切:戴着阔边帽,手持拐杖,身上犹太血统明显可见的胡塞尔,看起来就像是个垂垂老矣的教授先生(Herr Ordinarius);年轻的助教(Assistent)有如登山者般有力的双手紧抱胸前,看起来像是陷入某种严肃的独白之中;胡塞尔微微地倾向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却对他瞧也不瞧。
从表面上看来,他俩的关系日趋热络。一九二三年,在胡塞尔的大力支持下,海德格尔在马尔堡大学首次获聘为教授。胡塞尔认为这将建立起一个显要的现象学前哨。《存在与时间》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已然写就。他在一九二七年的《哲学年鉴》(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上予以刊发,如获丰收一般,该著作是献给他表示“敬意与友谊”的。尽管面对反对声浪,胡塞尔还是完成了他的梦想:一九二八年当他退休后,将由海德格尔接替他在弗莱堡的位子。这似乎是他们合作时期的巅峰。这学生除了自己的天才之外,无处不受师恩所沾。然而,阴影逐渐成形:海德格尔刻薄地批判胡塞尔为《大英百科全书》所写的现象学论稿。胡塞尔此时才开始详读这篇皇皇大论,但他还无法相信这是“为反对胡塞尔而写的”,而这却是海德格尔透露给雅斯贝尔斯的话。当我们阅读胡塞尔的注脚与注解时,我们可发现他所受的震惊逐步加剧。起初,胡塞尔还希望这只是个误解。然而,他很快就了解到海德格尔是有系统地拒斥或忽略像超验自我,以及将现象学作为精密科学(Wissenschaft)的这些关键概念。他的信赖与亲密不免冷却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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