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师训,学生通过内在光照所提供的理解力量,思考人的真实内在(pro viribus intuentes)的课题。然而,就某种意义而言,学生们却太常赞美他们的师傅,而不是赞美他们自己(non se doctores potius laudare, quam doctos)。学习过程的直接,和自明之理的闪现,蒙蔽了这现象的神秘起源与复杂。这一切的有效性都来自超越界,因为只有一位真正的导师:就是那在天上的唯一主宰(quod unus omnium magister in caelis sit)(霍普金斯说基督是“唯一真正的评论家”)。教育只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投向他的意愿。没有这些,学说与教训只是诡辩。因此,柏拉图所说苏格拉底的助产式教学法,是预期了基督宗教教育的譬喻。圣保罗在哥林多遇见的那“不知名的神”早就有所影响了。
这个由个人境遇形塑的模型,来自几近绝望的经验。就像之后的帕斯卡尔一样,奥古斯丁也深为相对主义,以及所有辞令的不确定性所困扰,尽管这些“辞令”与引导策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与立意最为良善的教学是不可分割的。奥古斯丁曾体会过具魅力者最尖锐的欺骗。他对诱惑极为敏锐。“留心伟大的老师”,终身教授也不总是能被无条件地信赖。
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所拥有的丰富经验无人能比。有什么生意、什么行当或职业──举凡医生、律师、债主、士兵、水手、算命师、妓女、神父修女、政客、木工、音乐家、罪犯、圣人、农夫、小贩、君王等等──能逃过他的观察?难怪有些闲书说莎士比亚不知为何地熟悉政治事务,熟悉外交,还熟悉战事。世间又有什么人事在他的洞察之外呢?他就是世界的总和。而就我们所知,关于我们的主题,亦即师生关系,莎士比亚的描写也是细大无遗。
在《爱的徒劳》一剧中出现的霍罗福尼斯,是个源自罗马喜剧的人物;他所表现的是常被挖苦的迂腐。对波洛涅斯充满格言警句的教导主义的处理,则暗藏(令人尴尬的)恨意。而莎士比亚最注意处理师生关系的人物,非普洛斯彼罗莫属。凯列班要接受严厉的训育,而严肃的父爱则造就了米兰达所受的教育。但这些都不是故事主题。不过,我猜或许可以借由这疏漏之处,一探莎士比亚错综复杂的感性核心。就像马修·阿诺德说的:“我们一问再问。”
要说莎士比亚有无比的才能,可以凭空直接掌握一些可能极专精的技术性题材,未免过于老套。一些偶然的线索、一些偶然表达出的语言或手势,展开了在连串人物间的联系,以及在一致的隐喻之中的洞察与理解。大张语言这张渔网,收回来的将是“无限的多样性”。在师生关系的戏剧经典的缺陷中,就像莎士比亚所熟读的《圣经》与普鲁塔克一样,是否有一种自修的普救论者在潜意识中对官方威权主张的指责?我们在蒙田身上也看到类似的映照。这与刺激本·琼森、乔治·查普曼,以及克里斯托弗·马洛等人对正式教育的渴望,形成了强烈对比。
而且,《十四行诗》中表露出自修的过程,表露出对一颗如此热情、如此敏感而有创见又骚动不休的心灵的训练;而这使学校教育对他而言显得琐碎而多余。还有谁能够“教导”莎士比亚关于人类良心的真理与虚假?
这些猜测要是说有任何价值,应该归功于对莎士比亚的不可知论,以及对忽视他自己的一切信条的争议(这种真空的情形倒是惹火了像是威尔第与维特根斯坦这样的读者)。高度的隐私隔绝了对莎士比亚自身信念的刺探:
而你,星辰与日光所知者,
自修、自省、自荣、自卫,
踩在无疑的土地上──最好如此!
或许阿诺德说得对,莎士比亚与但丁之间的差异以此为最。
《神曲》有许多方式解读,但都不完整。有一种读法,是将之视为谈论学习的史诗加以分析。借由逐步了解,我们可发现这位巧思与其戏剧性唯有柏拉图可比拟的智才,这漂泊的灵魂,从最黑暗的混乱之中逐步攀升到人类悟性的极限,亦即语言的极限。从各方面来说,但丁都充满了“学究气”:他受过完整的学术教育,学识过人;即使是最热情的部分,他的感情仍是概念化的;他对神话与修辞的天分,来自逻辑、辩论及分析的技巧。从《新生》开始,但丁感觉着思想,也思考着感觉。
在《神曲》中的跃动与精神活动(moto spirituale),也是属于教育的。诗在展读中进行了指导,这种方式在后来的课程与大师的课堂中经常采用。老师与学生是这趟旅程的基本要素。终极的自我导师(mio maestro)是那难以接近的神。但就像在切线几何──但丁自己的比喻──或在微分的计算一样,我们的理解会愈来愈逼近中心点。后来“为灵魂歌唱的大师”(引用叶芝的话)教导、孕育、改正、训练,并赞扬这位学生。没有什么教授的方式、教导的方法、正式与典型的学校教育形态,是但丁未曾探索过的。“教导”就表示“引导前进”,即使要通过地狱的花园亦然(诅咒乃是幼稚的一种面貌)。
当然,这些话前人都提过了;但其中的奥妙仍值得一提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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