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危险也相应于这样的狂喜。认真教学也就是要去触及人心最重要之处:这是在探寻孩童或成人人格的敏感深处;大师如率强军入侵,强力打开心扉,彻底破坏一切,以利廓清重建。而拙劣的指导、陈腐的教学、只以功利为目标的教育方式,无论有意与否,都是极具毁灭性的:这种教学方式从根本处摧毁了希望。糟糕的教学,说得平实些是谋杀,说得夸张些则是罪愆。这会贬抑学生,将教学内容限缩为灰败的空洞。这也像在孩童或成人的心中,用“无聊”注入最具腐蚀性的强酸,用“无趣”灌入令人发闷的瘴气。可能由于某些受挫的教师心存报复,使得千百万人都因死板的教学而丧失对数学、诗艺、逻辑思考的兴趣。莫里哀为此而作的短文可是毫不留情。
因此,反教学几乎成了一种普遍规范。能在学生蒙昧灵魂中点燃明灯的好老师,比起艺术家或贤者更为难得。然而,在训练学生身心的学校教师中,能明白至大关键何在,能明白信赖与脆弱的交互作用,能明白责任与回应(我称为“回应力”)的有机融合者,却是少之又少。奥维德提醒我们:“没有什么奇景可比拟。”事实上,就我们所知,在我们将孩子托付的次阶教育里,在我们寻求指导与典范的学校中,绝大多数的老师可能只是较亲切的掘墓者。他们勤于使学生沉沦至与他们相同的冷漠疲怠;他们不“开示德尔斐的明谕”,而是秘而不宣。
但真正的大师典型,却并非遥不可及的浪漫幻想或泡影。我们之中某些幸运儿能够有幸遇见真正的大师:无论是苏格拉底或爱默生,也不管是娜迪亚·布朗热 或马克斯·佩鲁茨 。这些大师通常默默无闻:可能只是在偏远学校的老师,但能启发孩童或青少年的天资,真正地作育英才;无论是通过出借书本,或是自愿地课后辅导。在犹太教里头,圣餐礼还包括给予育有学者的家族的特殊祝福。
然而回应神召要如何变成薪水?又如何能计算出天启的价格(Dictaque mirantum magni primordia mundi)?这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使我在担任教职的生涯中惴惴不安。我为什么能够因为有如我的空气,我生存的理由(raison d'être)而获得薪水呢?和其他人一起读书,和其他人一起研究《斐多篇》或《暴风雨》,颤不成声地介绍《卡拉马佐夫兄弟》,阐述普鲁斯特对柏格特死亡的描写,或是保罗·策兰的抒情诗──这些是我独有的特权、奖赏,是他人所无的恩典与希望。我现在的退休生活倒是令我觉得相当寂寥。我在日内瓦大学开设的博士课程,大约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那些个星期四的早晨仿佛在圣灵降临节降临的圣灵一般伸手可及。是出了什么差错,让我成为现今的我呢?我总心神不安地揣想,或许我还该付钱给那些请我教书的人呢?
一般人可能如此笑骂:老师也得过活,即使是你过度渲染的崇高大师,也得吃饭啊!他们之中大概有不少人相当倒霉。邪恶的小恶魔用异界的话语,呢喃诉说着无解的挑战:“过活与吃饭实是绝对必需,但与探索最伟大的至极事物并与其沟通相比,不过是单调而次要的需求。”难道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在专业化,在将神召商业化,在追寻真理与辩士学派引进的薪水制度之间求得平衡吗?
务实的社会可以提供教师物质所需,就像苏格拉底对其控诉者提出那极为嘲讽的建议一样。这只能建立在以物易物的制度上,而且极为平凡,而这些人只是在从事回应召唤的生意。大师们的所得是最低的,大约就像化缘修士所募得的一样。我们可以预见一些好老师也会涵盖在这范围内。更实际点说,作为思想者或提问者的大师,得用其他跟这份召唤无关的方式谋生。波墨 制鞋维生;斯宾诺莎磨镜片;皮尔斯 ──这位在新世界诞生最重要的哲学家──在一八八○年左右进行他的旷世巨作时极为贫困无依;卡夫卡与华莱士·史蒂文斯在保险公司工作;萨特是个剧作家、小说家,更是短论手册的天才作家。终身教授职位是个陷阱与镇静剂。一穷二白的学院系统会要求轮休,这段时间得靠与专精领域无关的工作谋生。即使这样的制度只能适用在极少数人身上,而且还预设了与现况几乎完全相反的社会环境──现在的社会,傲慢与铜臭才是主流──这种情景仍非毫无可能。
这些问题约莫与辩士进入城市的时间同时出现。这些问题,远胜我们有时猜想的那样,在由口述讲授演变成为书籍散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这样的过程具体呈现在苏格拉底本人及其教学上。这种两难一样出现在从混乱的私人“校外”教学转变为学校制度的过程中。在这里,辩士们仍居要角。我们现在的专题讨论还是追随着普罗泰戈拉,我们的讲演还是模仿着高尔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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