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在哲学、道德,以及知识上的意涵,却是无限深远;而且在各方面都关切到本书的主题。我们怎么能够给付传授智慧、知识、道德准则与逻辑洞见?有什么公式或方法可以计算出在人的聪慧与传授真理,以及金钱报酬之间的兑换率呢?如果这大师真是真理的承载者、增进生活幸福真谛的传道者、受到非常人所见愿景与召唤的受恩启者,他要怎么列出这些明细项目的账单?这岂不是对这些情状的贬抑与嘲弄吗(参见《云》,第二场,六五八行及之后;或见拉伯雷对索邦神学院的评论)?
可以肯定的是,细微差异、区别是必要的。技术性的技巧、教学的技艺,甚至还可能包括会对科学产生冲击的科技领域,或许都有其经济原理。木工、电子或量子计算都很显然是种“专业”;从事这些作业的时间与操作原理能够被合理计算出来,并容许金钱报酬。尽管在一种简化的意义上而言,备受争论的关键在于差异:教导应用数学与纯数学的差异,在于测量员或水利工程师以及酷爱数字的理论家所使用的几何学之间的差异(其中的界线总是随意划分,而且容许修正)。音乐尤其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能将声音的训练、对位法的教学还有谱曲轻易划分开来吗?或是说音乐,在最崇高的意义上而言,作为一门艺术,在最晚近的分析中已经能够用金钱估算衡量出其价值吗?
至于诸如哲学、伦理、认知等知识,还有诗的价值又如何估量呢?狂歌诗人、柏拉图所说的全知的伊翁、为阿尔戈英雄吟唱的俄耳甫斯,都能通过表演而获得酬赏,因为在古代这类艺术常会与运动夺标竞赛相互结合。但我们怎么计算并支付给巴门尼德的“一”、苏格拉底的德行,还有康德的先验综合?没有获得适当报酬的形而上学家会继续教学,还是不为不能给付报酬的人发挥他们的专业(magisterium)?海德格尔的存有学、快乐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罗蒂的相对主义难道贴有不同的价格标签吗?这个绝对根本性的问题却为学院事实所隐藏。因为,自辩士学派以降,有着极多的哲学学说“完成”于大学之中具有公开教授资格的男男女女,就只因为在这个企业中的每一分子都期盼并获得薪水,我们便倾向忽略了这启人疑窦的怪诞交易。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格森或奎因以来,有这么多的大师都担任“教授”,都是吏制的一员,受这样的吏制安排其职位、升迁及金钱报偿,所以这一切看起来都十分“正常”。然而,也有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叛逆者,而无论男女,这些叛逆者都不从学校支薪,例如叔本华、尼采。还有些像萨特这样高超的思想家,深觉学院教育实在难以忍受,因而宁可“在外”谋生。维特根斯坦虽拥有大学教职,但他却觉得名不副实莫过于此;今天的“住家诗人”与教导“创意写作”的老师可能备受重视,但却也可能认为自己名实不副;弗洛伊德对提供治疗观察收取诊金并不感到丝毫不安;斯宾诺莎的节制寡欲更可说是暖暖内含光。
问这些哲学、文学以及诗学(辩士们称为“修辞”)的老师是否应当期待并收取费用这问题,实在如履薄冰。这就像是对大学教员(其中许多年轻一点的多少都有些经济压力)提出一场充满刺激的诡辩论战(这里用诡辩一词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然而,这论题却是再实际不过了。
真正的教学是一份使命,是一种神召。诸如“神职”“教职”等字词的丰富意义,在道德上与历史上均已注入于世俗教学之中。希伯来文中的“拉比”(rabbi)指的就是“老师”,但这个词却令我们想起远古的庄严。在教学的最粗浅层次(事实上这一点也不“粗浅”)──幼童教育、聋哑教育、心智障碍教育,或是精英教育,以及在艺术、科学、思想的英才教育等,真正的教育都是回应一种召唤。“你为什么呼唤我,又要我做什么?”接受神召的先知或扪其良心的理性主义者都会如此发问。奥维德在《变形记》第十五章中仍对毕达哥拉斯感到无比惊异:
他的思想
触及遥远高处,直至天堂诸神,
而他的想象所眺景象
远超他凡人视力所及。他学习所有事物
以其缜密而热切的心灵,他带回家中
所习得的一切并坐在群众之中
教导他们真正有价值事物,而他们聆听
在一片静默之中……
这位大师很明白他这份专业的重要性,明白其神秘(如果你接受这么说的话),明白他默自许下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中所承诺的专业。他发了誓愿。不过,常有人以质疑甚或嘲弄的态度来看待这份神谕:“我现在将跟随我心中神明所开示的德尔斐明谕(sequar ora moventem / Rite deum Delphosque meos ipsumque recludam)。”
没有什么奇景可比拟于列在
星空之高,远离尘世沉闷的宗教,
腾云驾雾,站在阿特拉斯巨人的肩上,
眺望远处,俯瞰下方,那些小小人儿
奔波东西,欠缺理性,
焦虑不安,因惧怕死亡,去劝告他们
去开启未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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