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论中,文特少尉特别强调我利用学者的身份,假借研究纳粹时期的柏林,大量搜集资料,毁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且在写到波兰时,公开宣称自己“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由于我已回到英国,因此可以对我做的“作战性行动”相当有限。在加顿艾什不断尝试干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波兰人民共和国内政的情形下,“罗密欧”行动正式告一段落,下面由第六处接手,展开“禁止入境”措施。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内部决议已成,但是实际行动的展开却为七个月以后的事了。维尔纳的档案显示,有一位贡特尔少尉在东德打了一个报告,表示,在1982年8月25日,早上9点,我出现于查理检查哨,要求申请一个当日往返的签证。由于我“在西方媒体上发表了负面文章”以后,他便知道我的存在,因此我一出现于检查哨,他便注意到了我。“在护照验证和海关检查时,他(加顿艾什)表现得镇静、保守自持,除非必要,并不多言。每次开口时都先说英语,然后才说德语。他穿着干净、端正,他的外表甚为整齐。”然后,他观察到我坐进一部汽车,并记下车牌号码,并特别提到那部车属于维尔纳·克雷奇尔。
在我个人档案中,有一份文特少尉于1982年12月6日写的简短备忘录,内容为第六组已对“罗密欧”实施“入境管制,期限为1989年12月31日”。然而,谁会知道,到1989年底时,天地已经大变。
根据备忘录,我的入境管制范围包括与西方国家签订协定以外的过境,以及“根据部长同志指示”,不准从西德,经过东德,进入西柏林。
果然,1983年,我想要从腓特烈大道车站进入东柏林时,边境警卫不准我入境。当我问那名军官原因时,他说:“陈述理由并非国际通用的习惯。”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尝试乘坐火车前往波兰,仍在腓特烈大道车站,从火车上被抓了下来。边境警卫仍拒绝告诉我理由,不过,他倒是将我所交的五马克过境签证费还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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