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旅之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各因经济条件以及行旅路途、行旅方式、行旅地域、行旅季节等诸因素的不同而有异。
今人一般称行旅所携物品为“行李”。“行李”,在先秦古籍中有时是指行旅之人。《左传·僖公三十年》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故事。晋国和秦国围攻郑国,郑国国君派人潜出城外,对秦国国君说,如果秦国放弃对郑国的攻击,“舍郑以为东道主”,今后“行李之往来”,郑国将可以“共其乏困”,也就是为秦人东行提供行旅所需物资的补充。秦国于是退兵,并且派部队为郑人戍守。这就是“东道主”一语的由来。而且根据杜预的注解,我们知道“行李”在这里是指“使人”,也就是因国家公务而出行的人。“行李”称呼,又见于《左传·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杜预注:“一个,独使也。行李,行人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二有“行李”条,对“行李”一语的历史源流进行了考证,其中说道,古时称“行人”为“行李”,又称作“行理”。而《左传·昭公十三年》确实有“行理之命,无月不至”的说法。大约唐宋以后,“行李”一语已经具有接近今人所理解的含义。例如元稹《叙诗寄乐天书》:“有诗八百余首,色类相从,共成十体,凡二十卷,自笑冗乱,亦不复置之于行李。”苏轼《与程德孺运使书》之一也写道:“约程四月末间到真州,当遣儿子迈往宜兴取行李。”
“行李”一语,又长期有“行旅”的意义。汉蔡琰《胡笳十八拍》有“追思往日兮行李难”的名句。杜甫《赠苏四徯》诗:“别离已五年,尚在行李中。”也可以引为例证。此外,“行李”又有转义以指行程。例如杜牧《闻范秀才自蜀游江湖》诗即写道:“归时慎行李,莫到石城西。”与此相应,“行程”有时又有行李的含义。如杂剧《临江驿潇湘秋夜雨》第二折:“我与你则今日收拾了行程,便索赴任走一遭去。”
“行李”语义复杂,而且与“行人”“行旅”“行程”或可以更代、或可以兼通的现象,说明它对于行旅生活的总体有着重要的意义。
《战国策·魏策一》:“臣急使燕、赵,急约车为行具。”“行具”,是指行旅的用具。古代“行具”与今世已经多有不同。考察某些“行具”的形式,也有益于我们认识当时行旅生活的面貌。
1.
行囊与行橐
古人在行旅生活中,常常用“囊”和“橐”来携带日用物品。
从居延出土汉代简牍所提供的汉代社会生活史的资料看,当时经历长途行旅来到西北边地的中原人,往往用这些东西盛装随身必备的生活用品。因其中盛装物以及物主和质料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泉(钱)橐”“衣橐”“私衣橐”“布橐”“私橐”“官布橐”“私布橐”“革橐”“衣装橐”“币橐”“裘纟末是什么字橐”等命名。以“裘纟末是什么字橐”为例,其中装有“羊皮裘一领”“犬纟末是什么字二两、枲履一两、革缇二两、枲□二两”。从简217.30的下述内容看,称为“布橐”的,也多盛装衣物:
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遗址出土的汉代盛水皮囊
210.26简有以下记载:
戍卒河东郡安邑尊德里张常□
□衣橐封以私印
看来,这种“橐”是经过长途行旅来到西北边防的役人用来放置私人物品的。一般由军营统一收管,然后以私印加封,确定所有关系,可能待服役期满时再交还本人,也可能平时也可以在办理一定手续之后取用。
一般远来戍卒多携有“布橐”。然而用皮革制作的所谓“革橐”也在行旅中得到广泛应用。破城子第22号房屋基址出土的法律文书《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说到寇恩为候粟君载鱼前往觻得(今甘肃张掖北)贩卖,“积行道二十余日”,从居延至觻得,总距离超过汉制1200里,而寇恩车上诸物品中,就有“革橐”:
羊韦一枚为橐直三千
这种“橐”用经过熟制的羊皮制作,价值相当于3000钱。居延汉简中又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橐一盛糒三斗米五斗骑马兰越隧南塞天田出案宪斗伤
E.P.T68:22
革橐一盛糒三斗米五斗骑马兰越隧南塞天田出西南去以此知而
E.P.T68:27
这一资料可以证实“糒”是供行旅生活中食用的干粮,同时可以说明这种“橐”就是所谓“行橐”。
居延汉简中作为邮传文书的简E.P.T65:118中,又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这种“囊”估计也是皮革制作,用作邮递行包,可能与普遍使用的“行囊”形制相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简文中有关“行巾券”的内容。“行巾券”似乎与“橐”相类,在簿记中与衣物一同登记。有“行巾券一枚”(E.P.T52:92)、“行巾券二枚”(E.P.T52:93)、“行巾券帻二枚”(E.P.T52:94)的三例,都属于来自南阳郡穰邑(今河南邓州市)的服役人员。居延汉简中有把盛装谷物的“橐”“囊”称为“卷”或者“帣”的实例。《说文解字·巾部》又写道:“帣,囊也。今盐官三斛为一帣。”说到当时官营盐业机构“盐官”的统一载运规格是三斛盐装为一帣。有人认为“”可能就是“幐”。《说文解字·巾部》说:“幐,囊也。”《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说,董卓强制汉王朝迁都时,皇家秘藏档案图书受到严重破坏,用缣帛书写的图书,大的被连缀成车辆的帷盖,小的被裁制成行旅的“縢囊”。“縢”,也就是“縢”。“行縢”也就是“行囊”的说法,直到相当晚近依然通行。《林则徐日记·道光十九年七月初六》就写道:“是日整理行幐,定于明日与制军同往香山,先赴各处辞行。”看来,如果我们推想汉简所见“行巾券”与“行囊”有关,应当说是有一定依据的。
《诗经·大雅·公刘》说到行旅时携带“糇粮”“于橐于囊”的情形。一般解释说,“橐”和“囊”都是盛装物品的袋子,“橐”的容量较小,而“囊”的容量稍大。也有人说,无底的叫“橐”,有底的叫“囊”。可是在年代较晚的资料中,又多有把行旅时装钱的袋子叫作“行囊”的。如宋人洪迈《夷坚志补》有“蔡州小道人”条,其中说:“吾行囊元不乏钱。”这样看来,则似乎“囊”的形制反而稍小。白居易的《渭村退居》诗所谓“尘埃常满甑,钱帛少盈囊”,以及《秋暮西归途中书情》诗所谓“忆归复愁归,归无一囊钱”等,说的也是装钱的“囊”。而所谓“阮囊羞涩”一语,其实起初也源出于“行囊”装钱的古习。据说晋人阮孚行游会稽,随身持一皂囊,客问囊中何物,他答道,但有一钱看囊,恐其羞涩。(〔宋〕阴时夫:《韵府群玉》卷一〇《阳韵》)
行旅携带“行囊”,是非常普通的情形。《易林》说:“千载旧室,将有困急,荷粮负囊,出门直北。”又如曹操《苦寒行》:“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贡师泰《送洪元成赴静江治中》诗:“莫怜投老多辛苦,万里行囊有豹韬 。”都说到在行旅生活中“行囊”几乎是必备之物。“行囊”又称作“装囊”。《益部耆旧传》记载,杜成行于路,拾到行旅之客遗失的“装囊”,打开检视,看到里边有锦二十五匹,于是原封不动,送缴官府,一时传为佳话。
《后汉书·张堪传》记载,张堪曾任蜀郡太守,而蜀地富足,据说“珍宝山积”,有权势的人往往多所掠夺。然而张堪离职时,“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三国志·魏书·常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清介传·时苗》说,时苗赴任时,乘坐简陋的运车,“黄牸牛,布被囊”。在上任卸任的行程中所携“布被囊”都被看作生活朴素、为官清廉的标志,也可以说明“行囊”在行旅生活中的意义。
杂剧《秦修然竹坞听琴》第一折写到秦修然见到叔父梁州尹时的情形:“(梁尹云)孩儿,则被你想杀我也。你行囊在于何处?(秦修然云)在客店中哩。”《西游记》第五十三回《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也说:“出离村舍,唐三藏攀鞍上马,沙和尚挑着行囊。”由于一般行旅都用“行囊”装运随行用物,因而人们有时把行旅所携带的主要物品统称为“行囊”。《西游记》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中,借八戒之口说到他所担的“行囊”的形式:“八戒道:‘哥哥,你看这担行李多重?’行者道:‘兄弟,自从有了你与沙僧,我又不曾挑着,那知多重?’八戒道:‘哥啊,你看看数儿么:
四片黄藤篾,长短八条绳。又要防阴雨,毡包三四层。匾担还愁滑,两头钉上钉。铜镶铁打九环杖,篾丝藤缠大斗篷。
似这般许多行李,难为老猪一个逐日家担着走,偏你跟师父做徒弟,拿我做长工!’”
这里所描述的,应当是吴承恩生活的时代“行囊”较为普遍的样式。
行旅使用“行橐”的情形,也相当普遍。
《新五代史·杂传·张筠》记载,魏王李继岌死于渭南之后,张篯“悉取其行橐”。《旧五代史·晋书·张筠传》记述这件事,则说“一行金宝妓乐,(张)篯悉获之”。似乎史家“行橐”一语,代表了行旅时所有的一切财物。《金史·忠义列传·爱申》记载,爱申召马肩龙前往共守德顺(今甘肃静宁)危城,马肩龙自知德顺不可守,然而因为爱申是难得的知己,不得不为之死,于是将“行橐”交付给自己的族父,表明“死别”的决心,冒险而去。
宋人叶梦得的《平泉草木记跋》有“病卧舟中,行橐萧然”的文句。金人元好问的《不寐》诗中也曾写道:“日月虚行橐,风霜入敝裘。”“行橐”是否充盈,是行旅能否顺利完成的重要的物质保障。
至于《战国策·秦策一》说苏秦游历四方,“负书担橐”,以及南朝宋人沈约《内典序》:“负橐以从师”,唐人沈佺期《夏日都门送司马员外逸客孙员外佺北征》诗:“画省连征橐,横门共别词。”李峤《饯薛大人护边》诗:“犀皮拥青橐,象齿饰雕弓。”其中所说到的“橐”,当然也是“行橐”。
居延汉简中还可以看到戍边士卒远行途中使用“箧”和“笥”的情形。“箧”“笥”或连称“箧笥”,原本是指一种用以盛装日常用品的竹编器具,后来又出现了用其他质料制作的形式。其大体形制和基本用途大略类同于现今的箱。《宋史·忠义列传十·马伸》说,宋高宗时,马伸因“有忠力于国”,被提升为殿中侍御史,受命巡行各地,据说“行箧一担,图书半之”。《宋史·欧阳守道传》也记载,欧阳守道罢官回乡,“徒步出钱塘门”,所携行李,“唯书两箧而已”。《老残游记》第三回《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写道:老残在客寓闲坐,有来客夸赞他所读书籍的品位,老残说道:“不过先人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卖又不值钱,随便带在行箧解解闷儿,当小说书看罢了,何足挂齿。”他寄居的屋内有“两个小小竹箱”,可能就是他所说的“行箧”。
《喻世明言》插图《赵伯升茶肆遇仁宗》(明代刊本)
“行笥”作为行旅装备也见于古人诗文。清人吴骞《春浮阁吟稿序》说:“嘉庆癸亥舂,复游荆南”,“予亟从臾之,并为携行笥而雕梓于西湖。”查慎行《元方以爨僮潘姓画松诗索和戏次原韵》诗:“主人文雅仆不俗,行厨行笥随提携。”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八也写到他得珍爱之物,“裹以纸,置行笥中”的情形,“行笥”,也是行旅时所携带的箱笼。
于是有人又把这类行旅生活中习见的盛装日常生活用物的器具称作“行箱”。例如南朝宋人鲍照在《登翻车岘》诗中就写道:“畏途疑旅人,忌辙覆行箱。”
2.
行縢与行缠
古人徒步行旅有使用绑腿布的习俗。
《诗经·小雅·采菽》说到“邪幅在下”的行旅装束。汉代学者郑玄解释说:“邪幅,如今行縢也。”形式是用布紧紧裹束小腿,从膝部一直到足部,所以称作“在下”。汉代人刘熙《释名·释衣服》说,这种行旅装束的作用在于逼束腿脚,因而“可以跳腾轻便也”。这种装束自刘熙的时代起就已经又有“行縢”之称。《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说,吕蒙的部队军容严整,“为兵作绛衣行縢”。《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三年》记载,唐德宗行经骆谷道时,“值霖雨,道途险滑”,卫士大多叛逃,幸有李升、郭曙、令狐建等六人,“著行幐,钉鞋”,交替为唐德宗牵引乘马,才平安抵达梁州。胡三省解释说,所谓“行幐”,就是“行縢”。这种装束在民间沿用年代非常长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八说道,“今之村民”往往使用这种绑腿布而不着袜,为“古之遗制也”。
陆游《夜话赠华师》诗:“犹能遍参在,为我买行縢。”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三《谈艺三》记刘公《寄友人绝句》:“寄语江南老桑苎,秋山紫蕨忆行幐。”又如赵翼《亿生乞假南归》诗:“自是名流怜臭味,相思何日办行幐。”都说明这种行旅装束在民间长期流行的事实。
由于这种装束在行旅生活中应用的普遍,以致被用来指代行旅活动本身。例如,清人程思泽的《索炬叹》诗就写道:“官符夜下鸠丁男,明日行幐舁贵官。”说官府夜间紧急征召壮丁,令次日出行为官员抬舁轿舆。这种劳役内容,也被称作“行縢”。
“行縢”“行幐”,又叫作“行缠”。
《乐府诗集》卷四九《清商曲辞六》有无名氏《双行缠曲》,其中写道:“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这是以是否美观的尺度评议“行缠”,并不涉及其实用效能。隋人杜宝的《大业杂记》也说道,隋炀帝乘龙舟远行扬州,“其引船人普名殿脚一千八百人,并着杂锦彩装袄子、行缠、鞋袜等”。“行缠”用彩色杂锦装饰,用意也主要是从美观出发。又如唐人韩翃《寄哥舒仆射》诗:“帐下亲兵皆少年,锦衣承日绣行缠。”《宣和遗事》亨集也写道:“急点手下巡兵二百余人,人人勇健,个个威风,腿系着粗布行缠,身穿着鸦青衲袄,轻弓短箭。”看来,作为古代兵士军装形式的“行缠”是极其引人注目的。而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这种便于长途跋涉的装束在民间行旅中已经得到普遍应用。
《水浒传》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讲述史进远行,离别少华山朱武山寨时的情景:
史进头戴白范阳毡大帽,上撒一撮红缨,帽儿下裹一顶浑青抓角软头巾,项上明黄缕带,身穿一领白纻丝两上领战袍,腰系一条揸五指梅红攒线搭膊,青白间道行缠绞脚,衬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铜钹磬口雁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辞别朱武等三人。众多小喽啰都送下山来。
《水浒传》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描绘杨志远途行旅中的形象,也说到他“下面青白间道行缠,抓着裤子口,獐皮袜,带毛牛膀靴”。看来,“行缠绞脚”,已经是当时行旅之人的标准装束。
梁山泊英雄中有一位以行旅神速闻名的“神行太保”,就是原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戴宗。《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这样介绍说:“原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但出路时,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甲马”,是一种描绘有神佛画像的纸张。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又写到戴宗借“甲马”神力飞速行走的情形:“且说戴宗回到下处,换了腿絣护膝,八搭麻鞋”,“挑上两个信笼,出到城外,身边取出四个甲马,去两只腿上,每只各拴两个,口里念起神行法咒语来”,“放开脚步便行,端的是耳边风雨之声,脚不点地。”
把“甲马”拴在腿上,因神佛相助可以急行,当然是一种神奇的传说。不过,“神行太保”故事的形成,很可能与现实行旅生活中所谓“行縢”“行缠”的普遍应用有一定的关系。
3.
其他随身行具
古代诗文中有把行旅装备器用称为“金装”的,这体现出一种向慕虚华的世风。例如傅玄《秋胡行》:“遂下黄金装”,梁简文帝《登山马诗》:“间树识金装”,以及李白《洗脚亭》诗所谓“行人歇金装”等,所谓“金装”或“黄金装”,其实都是指行装。
《左传·昭公元年》中已经说到“具行器”,也就是准备行旅中所用的行装器物。社会上层人物对于“行器”的要求,曾经有备极奢华的倾向。《晋书·何遵传》记载,官任大鸿胪的何遵“性亦奢忲,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被参劾,于是免官。《世说新语·汰侈》说,石崇财产丰积,与贵戚王恺以奢靡相竞逐,斗富争豪,“(王恺)作紫丝布步障碧绫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步障”,是一种道路上遮挡风尘、隔外蔽内的屏障。而这种以彩丝绫锦为材料,长达四五十里的“步障”,无疑是极尽豪华的“行器”。南京博物院藏明人《胡笳十八拍》画卷,以汉代蔡琰万里颠沛流离的经历为题材,十八幅画面中,有十幅都描绘有行旅生活中应用“步障”,以及所谓“行幕”“行帐”“行幄”等奢华“行器”的场面。这种礼俗制度在古代文献中也多有体现。如《东京梦华录》卷四“公主出降”条说:“公主出降,亦设仪仗、行幕、步障、水路。”“水路”是指以数十人各执扫具,用镀金银水桶,前导洒道。与“行幕”类似的设施,有杜甫诗所谓“野膳随行帐”中的“行帐”。范镇《大报天赋》也写到“行幄默而下垂”的情景。所谓“行幕”“行帐”“行幄”,大约都是行旅中可以随处移动、随时张设的帐篷。
在民间实际行旅生活中,人们自然不会普遍使用这类用物。一般人大多只能携带最必要的随身行具。对于这种随身行具的形制,人们往往只提出简易、方便而且实用的要求。
手杖,是最普及的随身行具。
在夸父追日的远古传说中,“与日逐走”的神行英雄夸父“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说明“杖”,很早就已经应用于行旅生活中。《庄子·让王》记述周部族先祖大王亶父率领民众长途转徙,终于得到较优越的发展条件的事迹:“因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其中说到“杖□”的一句,唐代学者成玄英解释说:“因拄杖而去。”秦汉之际的陆贾在《新语》一书中论述明主必须任用圣贤的道理时说,“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任杖不固则颠”。而“圣贤”,就是君主可以依恃的“杖”。崔瑗的《杖铭》也写道:
乘危履险,非杖不行,年老力竭,非杖不强。
可见,当时“任杖”以履危历远,是行旅生活中极其普遍的情形。据《后汉书·邓禹传》记载,南阳新野人邓禹听说刘秀平定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邺”。左思《招隐诗》:“杖策招隐士,荒途横古今。”陆机《猛虎行》:“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也都说到“杖策”远行。《邵氏闻见录》卷十一说,司马光不喜欢乘坐“肩舆”,山中行旅也往往乘马,遇险路则“策杖以行”。明人夏完淳《秋怀》诗其二:“驾舟凌洪波,杖策穷崇山。”也说到在一般情况下,“杖策”是山地行旅的主要形式之一。
对于徒步行旅来说,鞋,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
从居延汉简所见远地戍卒的衣物清单看,他们脚上穿用的,多是“革履”“布履”“枲履”。“枲履”,也就是麻鞋。而许多资料可以反映,古人行旅生活中应用最为普及的是“芒鞋”。《梁书·儒林列传·范缜》记载,范缜家在南乡郡舞阴县(今河南泌阳),而远赴沛郡(今安徽濉溪)求学,就读积年,往返于两地之间,始终“芒 布衣,徒行于路”。此外,又如苏轼《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诗:“芒鞋竹杖自轻软,蒲荐松床亦香滑。”陆游《夜出偏门还三山》诗:“水风吹葛衣,草露湿芒履。”以及明人王守仁《龙潭夜坐》诗:“草露不辞芒屦湿,松风偏与葛衣轻。”都说到穿用“芒鞋”行旅的方便,不仅踩踏轻软,而且不畏湿滑。《水浒传》说到史进脚上的“踏山透土多耳麻鞋”,又强调这种鞋“透土”的优点。所谓“芒鞋”,原本专指用芒草茎的外皮编织的鞋,而实际上在古人诗文中,又往往泛指所有的草鞋、麻鞋。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丹铅新录八》中有“履考”条,试图考证历代鞋的演变,其中写道:“六朝前率草为履,古称芒 ,盖贱者之服,大抵皆然。”麻鞋和草鞋往往大多应用于被当权阶级蔑称为“贱者”的下层社会的行旅生活中,可能确实是历史事实。梁山泊英雄史进、戴宗都足蹬麻鞋,而杨志却穿用“带毛牛膀靴”,似乎正反映了原有身份的差别。清人鲁一同所作《檄凤颍淮徐滁泗宿海八府属文》写道:“马步并进,更番休息,贼之芒履赤足,不能敌也。”也指出了作为行具的“芒履”,已经成为一定社会阶层的一种身份标志。
《国语·吴语》说到雨季行军“簦笠相望”的情景。《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说,游说之士虞卿“蹑□檐簦”前往会见赵孝成王。“簦”,据说是一种有柄的笠,类似于后世通用的伞。“笠”,作为古代一般行旅者通常随身携带的一种竹编雨具,又称作“行笠”。
“行笠”是一种笠帽,一般用以防雨,也可以遮蔽烈日。宋人梅尧臣《送白秀才福州省亲》诗写道:“悠悠几千里,赤日薄行笠。”《吴兴杂记》记载:“吴商学通五经四方,担囊负笠,不可胜数。”也说远方行旅,大多“负笠”。杨万里《竹枝歌》写道:
幸自通宵暖更晴,何劳细雨送残更。
知侬笠漏芒鞋破,须遣拖泥带水行。
当行笠破漏,芒鞋坏弊时,行旅者如果遇到霖雨天气,则难免会“拖泥带水”,极其狼狈。
《西游记》第四十三回《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鼍回》中唐三藏自述万里行旅的艰辛:“一自当年别圣君,奔波昼夜甚殷勤。芒鞋踏破山头雾,竹笠冲开岭上云。”也说明“竹笠”往往是行旅者必备的行具。
夜行燃举火炬,也是行旅生活中习见的情形。
《淮南子·说山训》说:“亡者不敢夜揭炬。”逃亡的人夜间行走不敢燃举火炬,是因为担心被追捕的人发现。可见在一般情况下,夜行通常是用火炬照明的。南朝梁人何逊《下直出溪边望答虞丹徒教》诗写道:“伫立日将暮,相思忽无绪。溪北映初星,桥南望行炬。”隔河相望,“行炬”如星,正是接近都市的地方夜行者相对密度较大的情景。白居易诗“中宵把火行人发”以及“栖禽见火惊”等,也反映了夜行“揭炬”的行旅方式。而陆游诗所谓“纱笼吹蜡香”,则反映夜间行旅所使用的照明器具的形式,又表现出历史的进步。
在古代行旅生活中,必要的武器也往往可以列入基本行具之中。
在姚合的《送韩湘赴江西从事》诗中,与“祖席尽诗人”相对仗的,是“行装有兵器”的诗句。从居延汉简的有关内容看,由东方行车万里来到河西的服役人员,有些车上确实装备有武器。行旅者携带武器,当然是为了防备行旅途中某些可能造成危害的因素的袭扰,以保障行旅的安全和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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