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
就是说无形无名的东西才可以成为万物之根本和起源。王弼近一步解释说:不温热又不凉,不是宫,也不是商,听也听不见,闻也闻不到,看也看不见,身体也无法接触它,舌头也尝不到它。作为一种存在,它是混沌的,无形、无声、无味,所以它能成为所有具体事物的宗主或本根,能够囊括天地。
王弼接着论证说:如果是温的,就不能是凉的,如果是宫就不能是商。有形必定有所分割,有声音必定有所归属,所以有形有象的不可能是大象,有音声的不可能是最大的声音。有了四象之形却不属于任何物,那么就有了大象;有了五音但心无所偏好,那么就有了大音。王弼的大意是说,道本身是无形无相,不属于任何具体存在,才能成为一切存在的根本,也就是道必须是无,必须没有任何可见可知的属性和特点。由此可知,道只能是无。
王弼对老子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发挥是关于老子之自然的。我们说过,在《道德经》五千言中,“道法自然”和“辅万物之自然”中的自然是名词,是圣人要效法和辅助实现的最高原则,也是整体的、最高的价值理想。自然的这个意思在《庄子》那里就丢失了,到河上公的注释中,自然和个体本性联系起来,而这一点到王弼这里就真正成熟了,有了系统性的发挥,几乎成了对老子之自然的权威性解释。但是,这不是对《道德经》的客观性解释,而是王弼对老子思想进一步发挥的结果。这种发挥使得老子之自然的原来的最高理想的含义消失殆尽。
我们都知道,老子讲过人、地、天、道都要效法自然,人、地、天、道都是整体的、最高的概念,这个自然当然也是整体的最高的自然。但是王弼明确说:“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就是说,个体生在方形的环境中就效法方形,生在圆形的环境中就会成为圆形。这就是不违背自然。第一,这里的自然变成了个体的,不再是整体的;第二,这里的自然不再是理想的目标,而是外在的条件和限制。
现在,人们一提到道家或老庄思想,就会想到因任自然之类的说法。这些观念是王弼的,而不是老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王弼注《道德经》时在用字方面的一些特殊之处。王弼注《道德经》的文字字数是《道德经》原文的2.26倍。
王弼注中道字的比例低于《道德经》(1:1.5),无字的比例略高于《道德经》(3:1),这是因为王弼将道解释成了无,所以无字的使用比例略高于道。王弼注中无为的使用比例也略高一些。(3:1)。最突出的不同是《道德经》中自然出现5次,而王弼注中自然使用37次,是原文比例的7.4倍。这说明王弼更重视自然一词,王弼将老子的自然从最高的价值拉入了一般人的世俗生活。
《道德经》中没有因字和任字,但因和任字在王弼注文中分别出现23次和21次。《道德经》中顺字只有一两次(版本不同),但在王弼注中却出现17次。这些字都直接用于各种类似于因自然、任自然、顺自然等说法,如因物自然,因物之性,因物之数,顺自然,顺物之性,任自然之气,等等。这奠定了后代将因任自然作为道家思想之基本命题的文献基础。
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王弼引入了22次《道德经》原文中所没有的人性的“性”字。明确提出“万物以自然为性”(第二十九章),“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第十二章),将自然与个体本性联系或等同起来。这也令后代对道家思想定下了一个并不准确的基调。类似说法如“不禁其性,万物之性定,顺其性也,顺物之性,乃得其性,物有常性”,“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守其真性无为”,“躁则犯物之性;明物之性”,“则物全而性得矣,复命则得性命之常”等说法。这些说法《道德经》中本来没有,是王弼对老子思想的一种发展。这种发展大大促进了《道德经》的普及和传播,但也造成《道德经》中一些本来思想的扭曲和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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