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道德经·第二十七章》
上一讲,我们谈到《道德经》原文中渗透着对人类社会秩序、状态的忧虑,体现着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老子一方面对于当时社会的现状有一种不安,另一方面对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有一种憧憬,对人类社会如何实现理想状态有一套价值标准和原则性方法。这说明老子对天下、社会和百姓是关切的,是有责任感的。所以他强调圣人对万物之生存状态要关心与呵护,主张以爱民的原则治理诸侯国,要尽量做到不用智谋,就是要“爱民治国”,要把爱所有的民作为治理邦国的原则。这一讲我们专门讨论一下老子式的责任感的特点。
老子式责任感的第一个特点是关切的对象性。在老子的关切对象中是完全没有自我的,完全是以他关切的对象为核心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关心的事情,比如自己的未来、领导对自己的态度、亲人、朋友等等。即使我们关切他人,比如领导、下属、老师、学生,他们还是与自己有关,有感情或利益关系的。但是老子的关切对象中完全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亲人或身边的朋友,完全是天下、万物、百姓、民众,而不是自己。虽然老子的圣人不是历史人物,但是作为一个理想的楷模,他对我们还是有启示意义的。这个启示意义在于,在上位的人是否应该、是否可以有一种完全以对象为中心的关切。比如,我关心我的朋友,我就是关心的主体,我的朋友就是我关心的对象。老子的关切完全在于客观的对象,就是天下的秩序与民众的状态,与自己的情感或利益没有直接关系。
老子的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也就是全心全意关切百姓或民众,完全没有一己之利,这种对象性关切,就是老子式责任感的最重要的特点。这种关切不在于上位者本身的得失,而在于治理对象的状态,在于百姓和万物自然而然的、依照自身利益、固有趋势发展的状态。对象性强调的是在社会治理者和治理对象二者之间,要将对象的存在、状态和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一特点可以为百姓保持、发展自己的主体性提供足够的空间,可以根本杜绝假公济私的可能性。这种对象性特点和圣人的无我精神互为表里。一方面圣人全心全意关注的都是百姓万物的利益和状态,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功劳、地位、名誉等利益毫无所求,二者实为一体。所以伴随着对象性特点的是圣人的非主体性特点。二者是一体两面。
反观一般的社会治理者的责任感,往往重在治理者自身的能力表现和地位的升迁上。一个社会治理者,有这样的责任感当然比没有要好,但是,和老子式的责任感相比,这种通常的责任感可能将重点放在责任承担者自身的表现、名誉、评价之上,而不能将精力放在百姓万物之利益上,有时甚至会为了自我表现而有意做一些不十分必要,甚至可能有损治理对象的行为。这样的责任承担者可能只做明显的可以彰显个人功绩的事,也可能为了明哲保身而无所事事。在世俗的责任感影响之下,责任的承担者可能不愿意做对万物、百姓有价值却不能突出“政绩”的事,也有可能重数字而不重实效,重门面而不计成本。
在古代,有些官员平时不关注百姓、万物之生存,没有远见卓识,没有强烈责任感,当灾难来临,却只能以身殉难,以死明志。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以死报君王。虽然能够青史留名,但毕竟未能给“万物”带来实际利益。老子式责任感显然高于这种普通的重在自身表现的忠烈。
老子式责任感的第二个特点是广泛的包容性。“辅万物之自然”的原则是不分大小高低、贵贱亲疏,一律采取包容、扶持的态度。“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第二十七章)就是说圣人一贯善于救助他人,对于圣人来说,没有人应该被抛弃,没有什么可以弃之如敝屣。所以说“人之不善,何弃之有?”(第六十二章)这种对治理对象不分善恶、平等包容的态度可以避免因对社会进行道德、政治或阶层的划分而引起的对立、疏离以及矛盾冲突,因此可称为人类的包容性。
对统治对象分而治之是统治者常用的谋略,但这也是激化社会矛盾,制造社会冲突的根源,为道家所不取。道家的包容性要避免因为各种非人性的标准,如忠诚标准、宗教标准、智力标准等,将人分为善恶高低、亲疏远近的不同等级,分别对待。常见的社会治理者往往要拉拢依靠一批人,斗争排斥另一批人;不同时期,所亲所疏、所用所批的又可能是不同的人群,结果各种善恶、是非标准变成了冲突的渊薮,斗争的根源,泄愤的借口。于是本来应该推进社会和谐的治理者反而会成为社会分化和对立、矛盾和斗争的制造者。这样的社会治理者本身就变成了社会和谐的障碍。这是指一般的过分强调某种道德或类似原则以致无意而为的情况。至于拨弄是非、分而治之的政客手段,与本文所说的责任感的话题完全无关,不在讨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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