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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老子的“无为”影响了西方经济学?

另有一次,国王对于牧师与议会之间关于统治问题的无休止的争论感到十分厌倦,一位大臣便向国王献策说“统治国家的不过是枪戟而已”。魁奈当时便插问:“那么谁来统治枪戟呢?”那位大臣无言以对,魁奈便说:“那就是民意。”魁奈的观念和《道德经》的“爱民治国,能无为乎”(第十章)相一致,与儒家“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也是一致的。

魁奈的思想与当时欧洲流行的观念很不相同,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却有重要影响。难怪当时的人称魁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天才”,“欧洲的孔子”,“现代的苏格拉底”,“现代的摩西”。亚当·斯密提到魁奈时说魁奈本人是非常谦虚的,但他是我们整个学派的始祖,我们对他的钦佩,绝不亚于古代哲学家对哲学体系的创始者的崇拜。“整个学派对其始祖──他本身是非常谦逊而朴实的人──的钦佩,绝不下于古代哲学家对体系的创始者的崇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初稿也准备献给这位“非常有天才而渊博的作者”,“最谦逊而朴实”的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但因魁奈的去世而作罢。马克思亦称魁奈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谈敏博士的三十万字的专论即题为《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这一事实的发现说明道家无为而治的理论与现代社会的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是相合的,绝非格格不入。

按照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就是限制政府干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结果。中国在四十年前启动的改革首先在农村成功,基本上是放开了对农民种什么、种多少、如何种的限制,是减少政府“指导”“控制”的结果。因为农民最知道当地的土壤、气候适宜种什么,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给农民自由,就是“辅万物之自然”,农村改革成功就是“无为之益”的体现。城市改革困难得多、复杂得多,但基本方向也是要让企业和经营者有更多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而不是规定他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其方向和“无为而治”也是一致的。

总之,高度集中的管理方法、大有为的政治原则把整个国家、社会的生存发展系于少数人的才智和意志,限制了绝大多数生存个体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如果这少数人犯了错误,则会扼杀、摧残大多数生存个体的生存机制。这里所说的生存个体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工厂、一个地区。如果所有的生存个体在“辅万物之自然”的原则下蓬勃发展,国家的经济怎能不好呢?通过西方经济学吸纳道家无为理论和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到老子的自然无为的理论不仅有古代的合理性,而且在现代也有其实践的价值和优势。

简单地说,道家的无为之治绝不是不负责任、不做事,而是要以更大的眼光、更高的境界和更有效的方法去“辅万物之自然”,达到表面上的积极有为、强制管理所达不到的效果,也就是通过无为达到无不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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