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本来是人应该有意识地来效法和实践“自然”的原则,是人应该有的行动或行为方式,但改成“道性自然”以后,人的能动性没有了,人应该如何做的意思也没有了。自然变成了道自己的本性,所以他说“道性自然,无所法也”。这样就是道自己法自己,完全没有法的目标和对象了。
在注释第六十四章“以辅万物之自然”时,河上公说“教人反本实者,欲以辅助万物自然之性也”。他把辅万物之自然改成辅万物的自然之性,这样自然的状态作为辅的一个目标就消失了,自然就变成了万物的本然之性,成为万物中普遍存在的客观化的属性,这种自然不再是最高的价值。简单地说,自然在《道德经》中的最高价值的含义、整体目标的含义都消失了,自然作为万物之性就变成客观化的、个体化的、普遍化的存在了。河上公的这种解释被王弼进一步发展强调,几乎成为《道德经》思想的定论。
河上公的注释因为内含比较多的宗教信仰、个人修养的成分,在道教系统影响最大,而王弼的《老子注》则在文人系统中有最大的影响。到了近代,则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典籍。这可能是因为王弼的注释将《道德经》原文中比较模糊、比较复杂、比较多样的观点和思想条理化、明确化了,也简单化了。王弼《老子注》在中国古代思想文献中,可能是最重视思想的一致性和概念清晰化的典籍。比如,《道德经》原文中的道有“有”的特点,也有“无”的特点,王弼则干脆将道当作为“无”了。《道德经》原文中的自然含义和用法不那么清晰,王弼则明确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把自然直接当作万物之性,这比河上公的说法更直接,更明快,更一致。在王弼这里,自然的含义作为万物的本性变得简单、清晰了,他反复讲因自然,任自然,顺自然,此外还有天地任自然,荡然任自然,任自然之气,守自然,合自然,达自然,不违自然,不害自然等等。王弼的注释似乎比《道德经》原文更重视“自然”这一概念,使用也最频繁,但是自然的实际含义变了。“自然”作为万物的既有的自然本性,不再有整体的意义,也不再有理想和价值的意义。王弼的注释一方面对传播老子思想有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遮蔽了《道德经》本来的一些思想精华和复杂的面貌。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郭象关于自然的解释和用法。郭象注释的《庄子》影响很大,他虽然没有注释过《道德经》,但是因为《庄子》也是道家经典,而他对自然的解释和自然的字面意思相当一致,所以,很多人不自觉地就将郭象的自然当成了老子的自然。
郭象没有直接解释老子之自然,但是他关于自然的理论很独特,作为“自然”一词的演化,也很值得在这里介绍一下。他认为万物都是独自存在的,也就是“独化”的,就是万物之间没有生成关系,都是自己那样无缘无故地存在着的。郭象注《逍遥游》说:“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为也。”就是说万物都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存在着,就是自己那样。自己那样,就不是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所能造成的。他说的自然就是自己那样,与任何其他事物都没有关系。郭象还说:“……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
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意思是说万物都必然将“自然”作为正的标准。自然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原因引起它,它自己就是那样。所以鲲鹏能高飞,斥
小鸟能低飞,大椿树能长寿,朝菌很短命,所有这些都是它们自然而然的能力,不是任何行为、任何外因的结果。没有任何原因而自己能够那样,这就符合所谓“正”的标准。因此乘天地之正的说法,其实就是顺应万物之性。总之郭象所说的自然就是绝对的自己如此,没有任何原因和动力的作用。这正是“自—然”这两个字组合的字面意思。不少人也是按照郭象这种自然来理解老子之自然的。
总结一下,老子的自然是最高的价值目标,是要自觉追求和实现的理想状态。从韩非子开始,自然变成了一种客观的外在力量,人们应该顺应它,不能改变它。河上公进一步发展了自然的外在化趋势,并且将自然和个体之性联系起来。王弼则更明确地将自然与性等同起来,提出万物以自然为性的理论,主张人们理所当然地要顺应一切个体的本性。郭象则进一步将自然解释成一切个体自己独立存在的自己而然,这时的自然与人的价值目标已经毫无关系了。
回顾老子“自然”蜕化的历史,我们看到从老子到郭象,自然的词义和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一,自然从整体的概念变成了个体的概念;第二,自然从圣人要追求和实现的对象变成了只能被动顺应的趋势;第三,自然从最高价值变成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简单地说,这个演化过程是从整体到个体,从追求到顺应,从价值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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