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老子并没有主张取消一切法律、技术,并不主张用进一步控制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相反,他主张统治者改变传统的管理方法,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引导在自然而然的秩序之下。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这都是要求社会的管理者不去追求财富或新奇的享乐,不去直接控制人民与社会。这种主张和儒家主张君主以身作则的思想有相似之处,但对君主的期待和要求又显然不同。儒家主张君主在各方面都要在百姓之前引领百姓,一方面要做治国的明君,另一方面要做为人的表率。也就是私德和公德都要完美。事实上,没有一个现实世界的人可以完美无缺。而道家认为没有人可以担当这么大的责任,担当这样完美的角色,所以在上位者应该让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也就是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或许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无为之治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不相信这样的结果,这是因为老子基本上只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和价值,并没有详细论证如何实行无为之治。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学”而不是“术”,他没有为我们提供社会管理的具体的方法和细则,然而,这不等于老子哲学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如果我们不把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当作神话,而把它们看作理想管理方法的最好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如何实现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老子哲学首先提出了人类的一种价值理想,接下来的课题才是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的方法和细则。
在第三十二章,老子又提出了自宾和自均的说法,这也体现了他对自然秩序的向往。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民莫之令而自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道的特点是无名、质朴,人们几乎觉察不到道的存在,所以说它是至柔、至微,但它又是至大的,所以“天下莫能臣”。如果统治者顺从或实践道的至微而至大的特性,那么“万物将自宾”,也就是自己宾服于道,自然趋向于和谐,不需要强制。这种自然的秩序有如天地化育,雨露滋润,不需要任何强制的命令,老百姓自己就能达到均等、均衡、协调的境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建立各种制度,确定名分,这是必要的,然而,“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就是说不能过分依赖名分制度。过分依赖名分制度就会造成强迫的僵化的社会秩序,失去个人自由和发展的空间,失去社会生活的活力。好的社会管理方式有如百川入海,百姓民心可以自然归附,社会秩序可以自然形成。
但如果不知适当节制名分制度的作用,就会有新的麻烦。比如,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开始效果不错,为民间才俊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机会,开通了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颇有成效。据说英国的文官制度就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但是久而久之,这种渠道僵化了,绝对化了,考试内容、考试形式、评价体制都僵化了,中举的治国人才在减少,背诵模仿之人在增加,文人升迁的路子很窄,出了不少一辈子只知科举一条出路,士农工商,样样不行的文人,所以最后终于走向了废除科举的结果。
综合以上三章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圣人辅万物之自然”,“希言自然”,或“道法自然”,老子反复讲到了百姓或万物的“自化”,“自定”,“自正”,“自均”,“自宾”,“自朴”,“自富”,这些百姓、万物个体的自己转化、满足的情况都是在上位的圣人追求自然而然的秩序的效果,都是一切生存者在没有外力强制管控下的自发的情况,表达了百姓对在自然而然的秩序下自主自化、富足安定的生活的憧憬和歌颂,是对无为之治的最好描述。这里所说的诸多“自”都是就个体来说的,但这些个体的自正、自富的实现都是以道法自然为前提的,是圣人对天下、万物、百姓的总体的关照的结果,而不是在没有圣人或道的原则的情况下,一切个体各自单独演变的结果。实际上,圣人也无法直接辅一切个体,所谓辅万物之自然只能是为一切个体、每个个体的自主的、无制约的发展提供可能和条件。这当中首先是消除对一切个体的限制和束缚,这也就隐含着对万物中一切个体的慈爱、关照和尊重。
《道德经》本身的思想关注的是世界的总体秩序,这是通过圣人对天下的总体观照体现出来的。《道德经》仅有五千多字,却提到“天下”59次,而《论语》一万六千字,是《道德经》的三倍,但提到天下的次数不到《道德经》的一半,只有23次。这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道德经》和孔子思想关注重心的不同。
好,现在我们总结一下。老子思想中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在上位的道或圣人对自然而然的秩序的关注和追求,另一个层面是圣人希望实现的万物和百姓“自化”,“自定”,“自正”,“自均”,“自宾”,“自朴”,“自富”的局面。总之,就总体来说,老子主张自然而然的和谐、平静、均衡与有序,反对社会管理者以自己的意志、欲望,以及强制性的手段来破坏这种秩序。这种秩序体现在一切个体之中,就是个体的自主与活力,是个人的自由,是束缚很少的一切个体自化、自足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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