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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除小说、戏曲研究,孙楷第在楚辞、汉魏六朝乐府研究等方面也创获颇多。此外,对于历史人物、诸子学、变文等研究,也都有较大成就。他的《刘子新论校释》曾受到王重民的肯定,指出其特点是校勘精确,与敦煌本《刘子》符合者竟有十之八九。而他的《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等变文研究著述,自一刊发就受到重视。胡适于1937年当面称许了此文,并邀请孙楷第到北京大学开设变文课。40年代,向达在所著《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答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一文中说:“孙子书(楷第)所著《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体大思精,发明甚多。俗讲的研究,至是逐渐露出一线光明。”王重民在其遗著《敦煌变文研究》(见《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的“变文释义”章指出,“从汉语释义的,以孙楷第的变文之解为最好”,此后又肯定《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

孙楷第不但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与领域,他的研究方法也颇有特点。

可以说,孙楷第是成功地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运用于现代古典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特别注重校勘及版本目录之学,反对急于立论,反对主观臆断。对于这一点,胡适曾作过准确的概括:“他的成就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作基础而已。”胡适又进一步指出,“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胡适《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初版序言)。

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孙楷第的目标从未改变,这说明他对自己选择的门径与信念是绝无怀疑的。他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不慕荣利,不企望高潮及出现戏剧性的突破,一步一个脚印,又从不回顾,从不顾及生前身后的声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着“沙里淘金”(郑振铎语)的令人望而退步的工作,寂寞、枯燥、冷落,他却独得其乐地、自甘寂寞地度过了一生。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是当时阅读古典小说、戏曲最多、最全面的人。而他注重资料的特点,是自一开始步入学坛就未曾改变的。他和他的著作,他的治学方法与态度,都是古典文学研究界宝贵的遗产。

杨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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