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九卷一号刊出了孙楷第的《小说旁证》,虽仅有8篇本事及序,但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小说旁证》全书共7卷,约40万字,共收有200篇本事考证文字。在序言中,孙楷第申明:“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非云博识,聊为讲求谈论之资云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孙楷第一直在不时修订、增补其“旁证”之作。
在小说研究的同时,孙楷第也把目光投向古典戏曲。他的戏曲研究,同样体现着从目录入手,重视版本、校勘的特点。自1934年到1939年,孙楷第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曾遍阅明、清戏曲,并为其中近千种写下了札记,积为《读曲札记》稿本十数册。他还在友人朱福荣协助下,利用北京图书馆馆藏,抄录了明、清曲家生平事迹资料数百册。有了这些准备工作,他的戏曲研究文章一刊发,立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他写的《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见《辅仁学志》1934年刊),辨日本发现的、由汉学家盐谷温印行的元杂剧《西游记》是杨讷(景贤)所作,并非如中外学界所认为的是吴昌龄所作。此文一出,足解学人之惑,受到国内及日本同行的认可。
辛亥革命,清朝鼎革。北洋政府以承认清朝签订的条约及债务,来换取列强的支持,其中包括为“庚子事变”而付给英、法、德、日等国的巨额“赔款”。自五四以后,为时代潮流波及,各国纷纷以这笔分年支付的“赔款”在中国兴办一些文教事业。日本在其东方文化协会主持下,用“庚款”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并邀集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为其撰稿,在孙蜀丞(人和)与傅增湘介绍下,孙楷第应邀为该书撰写小说、戏曲类提要。自1934年12月,开始着手撰稿。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屡为社会舆论所批评,到七七事变发生,孙楷第便毅然搁笔,不再为日本东方文化协会撰稿。两年多时间内,孙楷第为数百部小说、戏曲、地方志撰写了提要,逐月交稿并打印成册。尽管长时期并未公开出版,但孙楷第所撰这部分提要的打印本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直到1990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分提要,并题名为《戏曲小说书录解题》。这是孙楷第关于小说、戏曲目录学的又一部力作。
1937年夏,孙楷第受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但七七事变后北平各大学不能开学,而北京图书馆经费是以美国“庚款”维持的,所以孙楷第又回到北京图书馆继续工作。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强行接管了北京图书馆。出于爱国热忱,孙楷第决然中断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弃职家居。在当时,这一义愤之举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徐森玉曾借“二十四郡,唯颜鲁公”加以称许,以唐代“安史之乱”时河北二十四郡尽为安禄山所下,唯颜真卿独守平原的典故,表彰孙楷第敢于面对强暴,抗厉守高。这时他的生活亦颇艰苦,常要靠卖书或亲朋接济度日。1942年,辅仁大学的储皖峰教授去世,校长陈垣便介绍孙楷第接替了这一教职。陈垣是孙楷第十分尊重的师长,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垣去世,在学术研究及个人生活方面都有许多交往。
作为抗日战争期间滞留北平的学者,孙楷第始终与敌伪泾渭分明,不受威胁利诱。1938年春,日本京都大学计划编《中国小说戏剧辞典》,派专人到北平与孙楷第接谈,提出请他担任编辑,并许以优厚报酬,尽管他衣食不周,仍毫不犹疑地辞谢了。同年秋天,所谓“日中文化协议会”成立,日本汉学家盐谷温专程来北平,参加成立大会。成立大会于北海漪澜堂设盛宴,盐谷温派他的学生执其亲笔信到北平图书馆,邀请孙楷第赴宴,孙楷第回信称“有病不能与会”,婉言辞谢。1942年,盐谷温再次来北平参加“日中文化协议会”的例会,是时孙楷第的《述也是园古今杂剧》(后改题《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已发表,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盐谷温又派学生到孙楷第家,请他去六国饭店为盐谷温在北平的门生专门讲一次“也是园古今杂剧”,孙楷第仍然以病辞而不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由北平内迁的各大学纷纷复员返回。于是孙楷第继踵前约,到北京大学出任国文系教授。1948年,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仍任教授,直到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楷第仍继续从事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及教学工作。除“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他一直坚持写作,并逐一修订增补着旧作。
1952年,北京各大学统一进行了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1953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文学研究所。从刚建所,孙楷第就成为文学所的专职研究人员,直到去世。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以后又两次改变归属,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楷第一生中最后的30余年就是在文学所度过的,文学所是他一生任职时间最长的单位。50年代初次为高级知识分子评定职称,他被评为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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