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讲

《史记》对锻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非凡贡献

文化基因是民族特质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是数千年奋斗前行的中华民族躯体内流淌的血脉，是民族精神的根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孕育、产生、壮大，又在严峻考验中得到淬炼而升华。

大体而言，从黄帝时代萌发至夏、商时期，是萌发阶段；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是产生和光彩展露阶段，其标志是《尚书》《周易》《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及其他战国诸子中对民族文化基因的一些特征、智慧做了极其简要的概括，成为著名的古训，这是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渊源，也是后代卓荦人物认识中华文明特质并加以阐释的纲领；秦汉以后至明代，是民族文化基因壮大和芳华盛放阶段，众多政治家、思想家和有为之士结合所处时代特点，吸收新的智慧，对民族文化基因做了出色的丰富、提升，为汉唐盛世的出现和古代文化的光辉灿烂提供创造的凭借和睿思卓识，在此漫长时期中也有过严峻的考验、磨难，但依靠文化基因的优良和坚韧，中华民族得以衰而复振、蹶而复起；自清初至二十世纪，民族文化基因在社会趋势走向近代、救亡图强思潮涌起的新环境中得到淬炼、升华，凤凰涅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助力。历经五千多年进程，漫长而壮阔，丰富而深刻，历久而弥坚！

中华民族作为穿越历史上几千年狂风暴雨、曲折磨难，发皇壮大、坚不可摧，至今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并焕发出蓬勃生机，她的文化基因一定具有醇美质朴、蕴蓄深厚、广纳互通、绵延持久的优良品格，因而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时代的营养而得到提升。毫无疑问，各个时代的文化经典都为民族文化基因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然则《史记》因其得天独厚的时代机遇和生动记述汉武帝时期以前全部历史与文化的宏富内容，而理所当然地广受人们关注。这部史学宝典为锻造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 弘扬传统 疏通知远

“疏通知远”是华夏先民很早提出的观念，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重要源头之一。这一观念出于《礼记·经解》: “疏通知远，《书》教也。”准确地道出《尚书》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记载长期连续性的传统这一重要价值，“疏通”是指要认识历史的发展变迁，“知远”是指要追溯前代，记述祖先的历史，传承文明。还有《周易》所言“君子以多识前贤往行，以畜其德”（《周易·大畜》），《诗经》所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这些著名的古训同样昭示后人要弘扬传统，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同样鲜明地体现中华民族这一重要的文化基因。

《史记》的著成，使华夏先民“弘扬传统，疏通知远”这一重要文化基因得到有力的提升。司马迁确立的著史宗旨“通古今之变”，就是《尚书》 “疏通知远”精神的直接发展，站在新的高度对中华民族全部历史，总结其发展的全过程。《史记》继往开来，史识卓越，气魄更雄伟，再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历史进程更加连贯和丰富，对锻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贡献巨大，成为后代著述历史尤其是通史著作的楷模。由于《史记》自觉地弘扬传统，因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根基、世界文化史上的瑰宝。

生当总结华夏文明前所难逢的最佳机遇，司马氏又是世代担负史官重任，所以他以著成《史记》、接续五帝三代，直至记载秦、汉历史为本人的崇高使命。在这种历史责任感的鼓舞下，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司马迁作出了典范性处理，彰显了中华民族珍惜祖先成果的、高度重视人的活动、以理性态度解释历史创造进程的人文精神。

首先，确认黄帝为中华文明始祖，是在审慎“考信”基础上对于先秦儒家典籍记载的恰当地继承并作出定论，这对于几千年来民族文化认同具有重大意义。《史记》以十二“本纪”为全书记载历史的纲领，首篇《五帝本纪》始于黄帝，确认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上古时代“五帝”。当时司马迁面对两类史料，一类是“百家杂语”，其言不雅驯，无法与其他典籍记载相参稽而论定；另一类是《左传》《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的记载，这些有关古史的说法可以从其他典籍中得到参照，尤其是能与司马迁在全国各地调查访问、采访故老传说相印证。司马迁以“考而后信”所作的裁制，在中华文明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世世代代普遍地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形成了占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本根”的共同认识，促进了“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加强了民族向心力，其意义极其深远。

其次，《史记》明确记载，夏、商、周三代鼎革，但是文明相承，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所总结的王朝盛衰的历史教训一直被后代传承下来，成为加强民族文化认同的宝贵思想营养。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明确地认识到，商之代夏、周之代商，盛衰规律相同，历史教训相同：失德就失去民心，失去民心就失去天命，夏商以来，一贯如此。周初这种对历史的认识的价值，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具有开山的意义，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也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的。

再次，继承先秦政治家、思想家的进步观念，对于秦汉之际历史变局和西汉建立这一大历史关节点做出深刻的总结。秦始皇以“振长策而御宇内”之势，兼并六国、威震天下，但是为何秦朝却在反秦起义烈火中顷刻灭亡？继而，楚汉相争长达六年，项羽本来号令天下，占有巨大优势，却为何最后众叛亲离败走东城，而刘邦转弱为强，建立了西汉帝业？书中的记载极为详实，而寓含的哲理至为深刻。秦汉之际历史变局对于汉武帝时期来说是近现代史，司马迁却能准确地把握其大格局、大趋势，不但再现其风云变化，生动地写出跌宕起伏的场面和众多人物活动，而且总结出复杂历史运动背后深刻的教训和哲理，继承并发挥了孟子对战国时局的判断和贾谊对秦亡汉兴历史经验的总结。

总之，历史记忆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司马迁无比珍惜中华民族壮阔的历史道路和文化成就，由于他如此高度重视搜集、整理有关先民活动的一切有价值的史料，重视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重视继承前代明君贤士观察历史时势的嘉言傥论，而把这一切囊括于书中，成为华夏子孙保存集体历史记忆的依据，这正是司马迁为锻造“弘扬传统，疏通知远”这一民族文化基因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革新创造 穷变通久

贯彻革新、创造的精神，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制定正确的施政方针，是中华民族克服艰难、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易经》上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辞》）又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正是民族精神的最好概括，也是面对积弊或艰危局面、勇于变革旧章开辟新路的规律之总结。

司马迁以史实对《易经》的古训作了充分的阐释，而其“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首先即要探究变革对推进历史进程的意义。对于战国时期的历史，他突出记载了商鞅变法、吴起变法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对于实现强国的明效大验。司马迁为商鞅设立专传，这是历史上大有作为人物才享有的待遇。篇中记载，商鞅对秦孝公说，“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大得孝公赞赏。商鞅总结历史经验，对保守派的阻挠作有力批驳，因而大受秦孝公信用，任左庶长，实行变法。主要措施有：奖励军功，民有二男以上者必须分户居住，否则“倍其赋”，加速旧的氏族制的瓦解；“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以罪服刑；以军功等级占有田宅，宗室无功者不得滥赏，“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因旧势力反对阻挠，太子犯法，商鞅以刑其师傅，重办其罪，以树立法令权威。篇中盛赞变法的巨大成效：“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孝公任商鞅为大良造，又主持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有：合乡邑为县；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统一度量衡制度。其卓著效果是：“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司马迁大力肯定商鞅变法为秦国富强奠定了基础，对此又在《太史公自序》中作了画龙点睛的评论：“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楚悼王时，任吴起为相，实行改革措施：“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变法的结果，楚国骤强：“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司马迁在《赵世家》中同样有声有色地记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实行军事改革的成功。其时，赵国之国中有中山腹心之患，四周受到燕、东胡、楼烦、秦、韩的威胁，武灵王遂果断地决定改用胡服，求强国之策。中间受到宗室公子成、贵族赵文等人的质疑、反对，赵武灵王却表现出坚定不可动摇的意志，以历史经验论述变革是时势变化提出的客观要求和强国的必由之路：“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遂下令全国，胡服骑射，使赵国国势勃兴，连年攻略中山，乘胜攘逐群胡。赵国一举成为战国中期北方的强国。

司马迁特别以浓墨重彩，再现了汉朝因成功实行治国政策的改变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朝代的历程，《高祖本纪·赞》所论“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就成为《史记》有关西汉前期历史记载的纲；相关的史实依次详细展开，与“承敝易变”这一哲理概括相呼应，有力地彰显了正确的变革方针对于推动社会前进的意义。西汉初前期的成功变革主要包括：一者，因谋士陆贾及时向高祖谏议：“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使他省悟到面对秦国严刑峻法、重赋暴敛而骤亡，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宽省政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遂让陆贾著《新语》，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由此实行以儒家“德治”为指导的政治方针，成为汉初君臣的共识，这一政治变革针对于西汉立国实具生死存亡的意义。《高祖本纪》中尤详载刘邦实行恢复生产、招集流亡、安抚百姓、蠲免赋税以及因战争被掳为奴者恢复平民身份的政令，充分证明由于实行“承敝易变”的方针，奠定了西汉社会走向强盛的基础。二者，高后、惠帝年间，继续有效地实行顺流更始、休养生息的政策。刘邦卒后，丞相萧何“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参依然奉行“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吕后秉政时，继续减轻刑罚，还避免了与匈奴大规模战争。因此，吕后当政的十五年中，生产得到发展，社会经济处于上升趋势。

在《平准书》中，司马迁真切地描写西汉立国之初因长期战乱而造成的民生极度凋敝、社会残破不堪的景象：“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经过六七十年间实行宽省政治、休息民力，到武帝初年，社会财富大大增加，百姓号称丰足，社会状况极大改观：“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前后如此鲜明的对比，所展示的正是革新和创造的力量！司马迁不仅总结了“承敝易变”的深刻哲理，又清醒地提出“见盛观衰”的重要命题。《平准书》中尖锐地提出：由于社会财富充溢，造成了公卿大夫“争于奢侈”，无有限度，而武帝连年大事征伐，百姓因赋税和转运军需造成无法承受的负担，“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引起社会的动荡。司马迁之实录式著史和“盛极而衰”的敏锐观察，恰好与武帝晚年“深陈既往之悔”而转变政策、实行“罢兵力农”的历史进程相符合。其“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观察，也影响了后代史家，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汉武帝云：“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三 加强统一 凝聚团结

不断加强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心理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必然历史趋势。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构成一个自然格局，东西南北四周有大海、高山、急流、大漠等形成天然屏障，而中原地区土壤、水利、气候环境优越，很早就发展了农业生产，由此滋养了先进的古代文明，因而成为周边居民向往之所在和向四周边远地区传播先进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相互交流、融合的趋势，早在古远的新石器时期已开始显示。汉族（先秦时期是华夏族）在多民族统一过程中是起到核心和主导民族的作用。而汉族之所以成为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其原因即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了周边少数民族，因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至秦汉国家大一统时期形成了汉族这一坚强的民族共同体，此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起到多民族统一和融合之核心的作用。全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各有自己的特点、各自作出贡献，同时各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全国统一不断加强，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我们的祖先赞赏“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就是在小国林立的时代表达对广大范围内实现统一的愿景。《论语》中所载孔子梦周公，赞美周礼，要求“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都是表达对西周初年以封土建邦形式体现的统一局面，反对诸侯分立、纷争和对抗王室的行为。孟子则在上述观念的基础上呼吁制止列国攻伐争夺，早日实现全中国统一。我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尚书》《春秋》《左传》《国语》，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尽可能地搜集史料，编纂成记述全国范围的历史活动。上述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遗训和典籍记载的特点，都对中华民族不断巩固和推进统一局面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深谙中华民族统一发展的历史趋势及其重大意义，他不仅自觉继承上述优良传统，更以精心创造的著史格局和丰富确凿的内容，为提升世代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和维护统一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史记》首创的“五体”配合的著史体制，以十二“本纪”为总纲，其余“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相环绕，如众星拱北辰，“以奉主上”（《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恰恰是现实大一统政治结构在历史编纂的投影，极其形象地体现了中央集权体制，成为意识形态上潜移默化的力量。从《史记》开始，两千年间历代纂修的纪传体史书被尊奉为正史，誉为著史之“极则”，对加强全国统一实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内容上，司马迁更殚精竭虑、旗帜鲜明地记载了大量有关国家统一不断加强的史实。仅举数例。

其一，作为全书总纲的十二“本纪”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统一规模不断向前推进。如叙述商朝兴起，是因为汤体恤民众的疾苦，重视人心的向背。武丁治国五十年，是殷商最强盛的时期，号为高宗。至殷纣王残暴骄淫，众叛亲离，终于自取灭亡。周代商而起，经过武王伐纣的胜利，周公平定武庚叛乱、艰难创业，实行大分封，创设制度，奠定立国基础，至成王、康王时期，政治比较清明，赋敛有度，出现了西周的“盛世”。《史记·三代世表》谱列了自夏以下三代君主的世系，从此以后，中国历代君主世系直至清末止迄未中断。《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始，从此中国史书纪年迄无中断。

其二，专门设置《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两篇，充分肯定秦的历史地位，这个原先僻居西陲的小国，因历代国君、能臣奋力经营，逐步强大，最后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这一认识是有关中国历史进程的大问题。但有的前代学者对此并不理解，因而不恰当地评论司马迁“自乱其例”，对此，我们应从《史记》成功地贯彻国家统一规模不断发展这一高度，重新予以评价。

其三，文帝、景帝时期，政论家贾谊、晁错针对诸侯王国势力膨胀、尾大不掉的严重问题，相继提出削藩建议。如晁错“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这就成为西汉解决藩国割据势力的指导方针。司马迁高度评价这种巩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的政策和发展趋势，详细记述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和武帝实行“推恩令”，赞赏诸侯王势力大大削弱，最后的局面是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实现了“强本干弱枝叶”。（《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其四，以“宣汉”的鲜明立场，大力赞扬汉朝推进全国统一规模的历史功绩。他把记述国家的统一兴旺、社会的进步、君臣建树的功业，视为不可推诿的责任。在政治上，司马迁歌颂汉代把人民从秦的暴政下解救出来，获得民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以“得天统矣”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汉代政策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又说：“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史记》卷十《孝文本纪·赞》）在经济问题上，司马迁赞颂汉兴六七十年间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丰足景象，而且概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通，得其所欲”（《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讴歌国家空前统一为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在文化上，他谴责秦“焚《诗》《书》，坑术士”，赞扬“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而武帝兴儒学，“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史记》全书百科全书式的宏伟结构，“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大规模整理文献、熔铸成书的功绩，本身更是汉代空前统一的产物。司马迁以其“实录”精神对汉武帝连年征伐及与民争利等曾提出批评，而同时，对武帝的雄才大略、建树功业又是明确赞扬的。

其五，司马迁以宏大气魄记述了国家大一统局面下，各民族的活动、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的关系。《史记》撰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一共六篇记载少数民族的专传，详载边疆各族的生产生活情况、源流沿革、各族与中原汉族联系的加强，如讲南越“保南藩、纳贡职”，大宛和西域各族“引领内向，欲观中国”，证明各民族的巨大向心力和民族文化认同具有牢固的基础。（《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以上司马迁大处落笔记述歌颂国家统一发展的宗旨和风格，为东汉初班固所继承，《史》《汉》两部巨著深深刻印在中华儿女的脑海里，使“加强统一”、团结凝聚的文化基因得到极大提升。

四 热爱和平 反抗压迫

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尚书》讲“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在上古时代是希冀天下各小邦和平相处、互助发展，可以此推演成为后世处理各国关系的原则。孔子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更是表达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情怀。《礼记》中描绘的“大同”理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以及儒家春秋公羊学派憧憬的人类社会进化的高级阶段，“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鲁隐公元年何休注文），都以根绝战争、压迫、剥削，臻于理想境地的愿景，滋养、熏陶世代中华儿女。

司马迁继承了华夏先人热爱和平的传统，在《史记·律书》中，对汉文帝成功实行对匈奴“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的政策，“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天下殷富”，表达了衷心赞赏，称其达到了“仁”的境界，使这一传统得到强有力的传承。中华民族向来以热爱和平著称，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的艰难严酷环境下，却以豪情高扬起“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毛泽东诗词选》）的旗帜，而今天，在向建设现代化道路上奋进的强大的中国，更以政治上的非凡定力，成为世界和平的忠实维护者。

热爱和平与反抗压迫，是正义事业相辅相成的两翼。制止战争、掠夺，才能维护和平；反抗压迫、强暴，才能实现社会安定。毛泽东主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是革命领袖总结中华民族精神而发出的气壮山河的时代强音，在民族危亡时刻发挥了动员亿万民众战胜日寇凶残侵略的伟大作用。中华民族自古有反抗压迫、伸张正义、坚强不屈的光荣传统。《周易》上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彖辞》）《论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孔子严斥“苛政猛于虎”，他的学生冉求为季氏敛财，遭到孔子呵斥，说：“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孟子同样严正宣称推翻残害民众的暴君统治是正义的事业：“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史记》将这种民族精神大力发扬光大。楚怀王昏庸误国，屈原忠心爱国而被放逐，《屈原列传》称颂他：“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又表彰蔺相如面对秦昭王恃强对赵国欺诈侵夺侮辱，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怒喝：“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秦王左右欲以利刃加害，“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为捍卫赵国尊严而表现出的英勇气概，令秦国君臣大惊失色。司马迁又郑重表彰鲁仲连义不帝秦的事迹。鲁仲连是个没有官职的平民，当时，秦国大军包围邯郸，兵临城下，而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大败，损失了四十万大军。魏国又派客将军新垣衍来催促赵国投降秦国，尊秦为帝。鲁仲连处危城而不惧，他面见新垣衍，分析利害，义正词严地告诉他：如果尊秦为帝，那就堕落为秦的臣妾仆役，丧失了起码的人格！鲁仲连这番大义凛然的言辞，使新垣衍羞愧无地自容，承认自己是个“庸人”，“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后又引兵而去。司马迁大力赞许他刚直不屈的精神：“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而《史记》提升抗击强暴、伸张正义的民族精神的高峰，更在于表彰雇农出身、揭竿而起、点燃了反秦起义烈火的英雄陈涉，破格立了《陈涉世家》，生动地表现他为解救民众灾难敢于举起反抗大旗的精神，并满怀激情赞颂陈涉起义的历史功绩：“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由于《史记》的大力表彰，蔺相如视死如归捍卫赵国尊严的气概，陈涉揭竿而起反抗暴秦的精神，就成为教育后代中华儿女、提升民族精神的崇高典范。

五 包容共辉 和谐有序

《周易·坤卦》载有重要古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爻辞讲的这句话，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同样表达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自强不息”概括民族文化的革新性、创造性，生机勃勃、永远进取；“厚德载物”则概括民族文化的兼容性、广博性，博大精深、多元并存。

《史记》这部巨著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事件、众多人物活动、丰富的典章制度、社会情状，恰恰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文化“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宏伟气魄和特征。司马迁是如何有力地提升了广泛包容、共存共辉的文化基因的？这里举出突出例证。

一是，《史记》首创从多方面记载各边疆民族的历史、文化，并揭示出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的紧密联系，证明一部中国历史是各民族的共同创造；又称被视为“蛮夷”的荆楚、偏处东南的吴与中原华夏民族是兄弟关系，称惯于骑射的游牧民族匈奴也与华夏民族是兄弟关系。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史记》所写的各篇民族传，“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图画”。（《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司马迁在其纂修的通史巨著中把详细的记载边疆各民族活动视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开创了中国史学重视民族史撰述的成例，对于推进包容共辉、多元一体的文化传统，其功甚伟。

二是，《史记》又展示出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宽阔胸怀。司马迁生活在儒家学说地位迅速上升、武帝提倡“独尊儒术”的时代，其学术思想无疑是以尊儒为主。他立孔子为“世家”，赞颂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全书各篇中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大量采用孔子的观点，“折中于夫子”。董仲舒之尊儒主要是进行经义的推演，司马迁则与之不同，他是出于尊重历史的发展和孔子的学术地位，而对同样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其他学派，他也予以承认并且吸收。在他看来，尊崇当时处于上升趋势的儒学与容纳各家学说可以并包俱存，各采其长，这正是司马迁文化观点的卓越之处。《曹相国世家》《商君列传》《孙子吴起列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诸篇，各对道家、法家、纵横家的作用适当地予以肯定。兼容各家、不拘一格的胸怀和见识，还使司马迁善于从各种类型的人物，发现其嘉言善行，采撷入史，从而使全书蕴含着大量的思想资料，丰富了我们的民族智慧。概言之，《史记》将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都囊括其中，把各具智慧和光彩的历史人物都载入史册。就汉以前的历史说，《史记》反映了儒学地位的上升，学派的繁盛，又写了儒家以外的思想家老子、韩非、庄周、申不害、邹衍；写了政治人物管仲、晏婴、商鞅、魏冉、李斯、吕不韦、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田单；写了军事家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白起、王翦、蒙恬、乐毅、廉颇；写了文学家屈原、司马相如；写了策士苏秦、张仪、陈轸、犀首、甘茂、甘罗、范雎、蔡泽；还有反映其他社会阶层的刺客、医生、游侠、龟策、货殖等的传记。

与此密切相连的，和谐有序这一文化基因也在《史记》中得到大力发扬、提升。“和”既可以指陈政治上的和平、正义，又具有社会伦理和审美观念上的重要意义。中华民族的先人认为“和”是事物的极高境界，列国之间以玉帛通好，不以兵戎相见谓之“和”，人际关系感情融洽谓之“和”，群体相处有共同遵守的秩序，长幼有序、以礼相待谓之“和”，不同品味的食物，放在一起煮成一锅佳肴，各自发挥自己的特性而又互相补充，谓之“和”，如《左传》所载春秋时齐国名臣晏婴对齐景公所言：“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左传》昭公二十年）“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极高境界，也是古人的高度智慧，要求达到和谐、协调，事物之间既保持本身的特点而又彼此融洽相处。司马迁以高明的手法，将这种智慧用到史书体例上，经过他精心组织、安排，使全书各大部件之间、篇章之间、相关的重要内容之间形成一种统一、协调的关系。

这里以司马迁对七十“列传”的精心安排为例证。纪传体以记载人物活动为主，七十“列传”尤在《史记》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对这一部分的设目、编次、结构安排更是苦心经营。将《伯夷列传》居于全部列传之首篇，一是因两人是商周时期最早的有事迹可以记载的历史人物，而且受到孔子的表彰，二是由于司马迁对于流行的说法，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表示极大的疑惑，对于人的不同命运和遭遇表示无限感慨。因此，《伯夷列传》置于首篇，又有作为全部七十“列传”之总序的作用。而以下，从《管晏列传》开始，记述从春秋时期至“今上”汉武帝时期的人物事迹，构成浩繁丰富而又激动人心的篇章。通过仔细研读，我们可以归纳出司马迁设置列传的主要体例为：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凡是地位重要而又事迹丰富的人物，设立为专传；对于人物事迹互相关联密切或风格相近者，设立合传，如《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先记载有重要作为、建立功名的人物活动，然后安排记载边疆民族的传和记载某一阶层、某一类型人物的类传，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以及《循吏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等。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更是对《史记》全书的总结和提升。其中，讲了司马氏的先世和他本人著史的家学渊源；高度评价儒家《六经》的地位，抒发他继承孔子学说的强烈愿望；尤其是，作为全书的总结，司马迁一一提炼出《史记》一百三十篇的撰著义旨，进而概括全书的著述目标是“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在著成全书之后，又如此完整、准确地将各篇撰著义旨和全书宗旨全部论定，成为后人理解《史记》深邃蕴涵的准绳。其时，他已处于生命最后阶段、精神恍惚情况下，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做到如此精当、严密、完善的安排。这一成就使《史记》世代为广大民众所传诵，也启发人们对运用均衡协调观点审美的追求，使和谐有序这一民族文化基因提升到更高层次。

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塑造和发挥强大作用，与五千年恢宏历史进程相表里，举世独有，这是她的坚韧性。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传承发展，由此创造了古代文化的光华灿烂，在经受困厄危难之后又能衰而复振、浴火重生，而今重新焕发青春，阔步前进，这是她的优良性。中华民族五大文化基因又是综合地发挥作用，因而具有融通性特点，因此文化基因的传承力极其强大，举世难有其匹。弘扬传统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壮大的根脉；革新、创造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动力；加强统一、团结凝聚是中华文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保证；热爱和平、反抗压迫是中华文化的愿景和气概；包容和谐是中华文化的胸怀和神韵。这五大文化基因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到了西汉盛世，经过司马迁以其全部智慧和生命加以继承、总结、淬炼，而大大提升，堪称在中华民族文明基因锻造史上放一异彩！《史记》的杰出成就为世代中华儿女提供思想营养，后代具有创造魄力的卓荦之士又吸收时代智慧再加丰富、发挥，并且在当今建设现代化伟业中仍然产生潜在的却又是巨大的推进作用。——这就是如此独特、坚韧、强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为中国历史创造奇勋的奥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确立文化自信，在新时代阳光照耀下，将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结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大力发扬，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