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司马迁的价值观与儒学

优秀的史著从来不是史料的堆积，而是洋溢着著史者的思想主旨。任何史家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存在，其价值观念必然反映着所处时代的思想光辉。司马迁撰写《史记》是要“成一家之言”，而当时儒学已上升到社会指导思想的地位。那么，他与儒学是什么关系呢？自从《汉书》作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评价后，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认为司马迁“尊道”，甚至“反儒”。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难道他会完全与时代相脱离？我们从《史记》中可找出大量证据，证明这种说法不能成立，结论正好相反。最突出者有三项：以“继《春秋》”为己任，对儒家经典给以全面推崇；推崇孔子为“至圣”，突破体例限制，破格撰写了《孔子世家》；从篇章设立到史料取舍再到历史评价，都以儒学为主要标准。

一 继“春秋”和确立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史记》中最能集中地体现尊儒倾向的主要篇章，则是《太史公自序》与《孔子世家》。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中居于最后的总结性文字，司马迁袒露心扉，极富感情地表达本人以“继《春秋》”为己任的著史宗旨，对《春秋》及全部儒家经典给以全面的推崇。司马迁对《春秋》的看法直接渊源于孟子。孔子修《春秋》，寓褒贬、别善恶，表达孔子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这个特点，被儒家巨擘孟子充分地阐扬。孟子视孔子修《春秋》为最了不起的大事，其功可与“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他认为孔子目睹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的局面，运用褒贬手法，是借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所以称《春秋》是“天子之事”，并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还强调《春秋》所重不是史事，而是孔子加进去的“义”:“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孟子的论述，大大提高了《春秋》在儒学总体系中的地位，阐释了《春秋》所包含的孔子的政治观点具有治理国家、纲纪社会秩序伦理的非凡作用，也说明了精深的义理乃是史书的灵魂所在这一深刻的道理。孟子的论述对后代影响至巨，首先直接影响了西汉时代的司马迁。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非常强烈、鲜明地宣告自己直接继承了孔子的事业。他讲著《史记》以继《春秋》，是他父亲司马谈的郑重嘱托。先父把著史视为直接继承孔子作《春秋》的神圣事业，且是时代所迫切需要，临终之时已郑重地托付司马迁完成。司马迁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更确凿地表明，著史以“继《春秋》 ”，是司马迁本人责无旁贷自觉担当的重任。故此，司马迁所著书本来定名为《太史公书》，而非后人所称《史记》。司马迁的定名，说明他以效法孔子为宗旨，要提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如《孟子》《荀子》等书一样，要拿出自己的一套独立见解。

司马迁尊崇儒学的又一集中表现是：他突破《史记》著述体例的限制，破格撰写了《孔子世家》，同时撰有《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他们有机地形成系列文章，郑重地记载了儒家创立者的功绩，众多弟子和儒家巨子的生平，以及秦汉以来儒学显于世的人物事迹，构成最早的儒学史，显示出儒学繁盛的特殊地位，令其他学派黯然失色。

最为重要而确凿的事实是，司马迁立孔子为“世家”，使孔子处于突出地位，他系统地记载孔子的言行事迹和学说，并推崇他为“至圣”。老子则只列入与庄周、韩非的合传中，称之为“隐君子”。《太史公自序》中揭示出两篇传记撰写的义旨，也形成了鲜明对照。“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这是褒彰孔子的学说具有拨乱反正、作为天下统纪和社会伦理准则的价值。“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则仅以寥寥数字点出老子和韩非学说的特点而已。这一切，都被他严肃地写进《史记》这部信史之中，所以在确立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代表人物、古代圣人的崇高历史地位上，司马迁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

二 全书以儒家学说为主要价值标准

我们扩大观之，《史记》全书的指导思想，实则都明确地贯穿了以儒家学说，尤其是孔子的言论作为价值取向的主要标准。无论是篇章的设立，对人物和事件的褒贬评价，以及取材的依据和史料的鉴别取舍，都有确凿无疑的证据。

《史记》五种体裁之开篇，都是司马迁的精心安排，都明显地以儒学作为设置或裁断的标准，以孔子表扬过的人物，或儒家典籍所载为依归。《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列为十二本纪之首。战国至秦汉，学者多言五帝，“五帝”为谁？说法各不相同。司马迁断从黄帝开始，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是采用儒家典籍《大戴礼记》的说法，决定写上古史从黄帝开始，并整理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古史体系。司马迁此一以儒家思想为标准的裁制在中华文明史上有伟大的意义，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世世代代普遍地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当时，司马迁面临两类史料，一类是百家杂语，另一类是《左传》《国语》《五帝德》《帝系姓》这些儒家典籍。司马迁认为，前者，“其言不雅驯”，无法印证。后者，经过他在全国范围内调查访问，采访故老传说，都能得到印证。司马迁郑重其事写了篇末论赞，强调在荒远难以确考的上古历史中，以儒家典籍的记载最足以凭信：“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就清楚地表明，司马迁之“整齐百家杂语”，是以儒家典籍为标准的。他以此统一当时互相矛盾歧异的诸多说法，形成了中华民族对于最早祖先的共同认识，促进了“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增强了民族向心力，此项贡献是极其巨大的。

《史记》十二表，以《三代世表》为第一篇。篇前的序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司马迁的原则同样很清楚，若按百家杂语的谍记，黄帝以来都有年数，一概“乖异”不可信。因此他学习孔子整理《春秋》《尚书》的方法，疑则传疑，信则传信。孔子对黄帝至共和以前，不论年月，是诚实可靠的态度，为司马迁所服膺。故依据《五帝德》《帝系姓》《尚书》，作“世表”。

《史记》 “八书”，《礼书》为第一篇。其原因很显然，礼是儒家的重要部分。序中一再引用孔子的言论：“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必也正名。”表明以强调维护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为此篇著述的宗旨。“八书”是《史记》记载朝章国典、社会生活的重要篇章，司马迁将《礼书》置于其首，正是突出了儒家礼制对于维系君臣等级和人伦关系的重要作用。

《史记》三十世家之首，是《吴太伯世家》，标准即是孔子对吴太伯的赞誉。司马迁在篇末论赞中有集中的表述：“孔子言 ‘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首句引孔子的话，见于《论语·泰伯》。二句称“《春秋》古文”，指的是相信《左传》的记载，且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概括出中原民族与被视为蛮夷的楚、吴本来是兄弟的关系。说明司马迁发挥了儒家典籍中的思想精华，形成了他本人开明的、有平等色彩的民族观和著史的开阔视野。最后称赞吴公子季札（即延陵季子），说他有“仁心”，“慕义无穷”，也是根据《左传》记载，在这篇《世家》中大量采用。

《史记》七十列传之首，是《伯夷列传》。这固然是因为伯夷是第一个有事迹可记的著名人物，而重要的是由于他受到孔子的大力表彰。序中说：“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强调由于孔子记载、评论了吴太伯、伯夷，事迹才可考。不像尧时之许由、夏时之务光，什么传记资料也没有。篇末赞语，连续引孔子的话赞扬伯夷具有高尚的志节：“子曰 ‘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 ‘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分别见于《论语》中《卫灵公》《述而》《子罕》篇。最后慨叹世情，引用孔子所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周易·象辞》: “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表达太史公本人操行峻洁、发愤著述，以求扬名后世的志向；又突出伯夷、叔齐、颜渊，都是由于孔子表彰，才得传扬后世，“得夫子而名益彰”，“附骥尾而行益显”。《伯夷列传》还有一个特点，全篇以序、赞形式发表议论的部分远超过记载史实的部分，因此有的学者则认为此篇具有作为整个七十列传总序的作用。如果这样看，则司马迁在此突出保持志节、坚贞不屈这类儒家学说的精华，显然又揭示出他从此篇以下记载的众多人物事迹所恪守的重要指导原则。

不惟上述五种体裁开篇的创设体现了司马迁尊崇孔子和儒学的思想，《史记》还有许多篇章贯穿了以儒学观点作为评价政治的成败兴坏、人物事件的善恶是非的表彰。

《周本纪》记周代商而兴，全篇的主线是自周的先王以来如何实行“仁义” “德政”，因此周逐步强大，得到人民和周围小邦的拥护，这正是儒家根本思想。司马迁突出地记载周的先王后稷教民穑稼，播种百谷，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至古公，“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特别是周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因而逐步兴盛，得到诸侯拥护。最后周武王率八百诸侯战胜了暴虐无道的殷纣王。

汉文帝是司马迁心目中理想的皇帝，他对汉文帝最集中的评价，就是“仁”这一孔子的思想道德标准。《孝文本纪》中，详细地、赞赏地记述各项德政：宽刑，纳谏，重视农业，轻徭薄赋，节俭，露台计值百金而罢建，所幸慎夫人令衣不曳地。并推崇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篇末赞语说：“孔子言 ‘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所引孔子的话，见于《论语·子路》篇。评价文帝当政时期为“德至盛”，认为他真正达到了“仁”的标准。可见这篇赞典型地做到通篇以儒家观点立论。

《商君列传》的赞，则属于另一类型。司马迁的赞语，主要是对商鞅思想性格的批评，“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都是指责他“用刑深刻”，不施行仁义。赞语的批评，与传中肯定商鞅变法措施的巨大成效，是一个矛盾。《商君列传》中明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又说：“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我们由此可得出两点认识：一者，赞语中评价的标准，表明司马迁明显地以儒家观点批评商鞅之刻薄少恩；二者，司马迁不以个人好恶歪曲或掩盖历史事实，故能克服主观好恶的影响，据实直书，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司马迁不愧是忠实的史学家。

司马迁著史取材的依据和慎重考辨史料的态度，也是以儒家典籍为依归，以孔子为效法的榜样。他关于史料鉴别、取信的名言是：“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是司马迁面对各种纷纭复杂的记载，作了认真的考辨工作之后得出的结论：儒家典籍是取材的可信依据。前文所论及司马迁对有关五帝的史料即是最好的说明。司马迁实际上作了三个层次的对照印证工作。第一层是将儒家典籍与百家杂语关于上古历史的说法相对照，得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的结论，而相比之下，儒家典籍则是可信的。第二层，是他以本人历年行踪所至，在全国各地探求古迹，访问故老传说，所得到的上古历史的材料，与儒家典籍《五帝德》《帝系姓》能互相印证，说明儒家古文典籍所载近是。第三层，以儒家系统的《左传》《国语》的有关资料与《五帝德》等相比照，又证明它们能互相发明。以上诸项工作，就是司马迁“考信”的基础，他撰写的《史记》就是建立在这种认真、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两千多年前的史学家著史有这样严谨的态度，有如此明确的史料学主张，是非常难得的。《史记》这样一部中华文化史上伟大的信史所具有的高度史料价值，和儒家典籍提供的史料基础是分不开的。

司马迁“疑以传疑”这种富有理性精神的慎重考辨史料的态度，也直接受到孔子的影响。孔子修《春秋》，不仅寓含其政治理想，同时也创立了重视文献的传统。孔子生活在保存有大量宗周历史文献的鲁国，到三十多岁时，又到周王室观书，向担任守藏史（相当于王室图书馆或博物馆长）的老聃学习礼制，所以孔子对制度文献有渊博的知识。他总结一生钻研历史文献的经验，一再告诫人们：“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讲出了根据确凿事实才能下结论，对于并不明白的事情，就先予保留这条重要真理。《史记》中一再讲“疑以传疑，盖其慎也”，就是直接秉承于孔子所强调的原则而来的。《春秋》在史料上的可靠性恰恰证明孔子认真贯彻了这些原则。近代天文学家的研究证明，《春秋》关于日食、 “星陨”、星象的记载，许多都跟用近代科学方法推断的相符，是中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的珍贵史料，譬如《春秋》所记载的三十六次日食，经过近代天文学家用科学方法验证，基本正确可靠。司马迁在天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他根据西汉时代的天文学水平，对此也有正确的认识。

三 司马迁与董仲舒尊儒之异同

司马迁较董仲舒年龄小、辈分低，他们都是汉武帝时代之思想文化巨人。司马迁之尊儒，与董仲舒这位“一代儒宗”，有什么关系？他们的思想有何同和异？对此笔者总的看法是，司马迁与董仲舒同是尊儒，司马迁还曾向董仲舒问学，但从思想体系来说，两人是对立的。

崇仰孔子，尊奉儒学，两人是共同的。关于评价儒家经典对治国的作用，特别是评价《春秋》的特殊意义，司马迁明显地深深受到董仲舒的影响。《史记》中有四篇突出地强调孔子修《春秋》表达褒贬大义，具有纲纪天下、正人伦的作用，因而是“行天子之事”，为后王立法。《太史公自序》先引董生之言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按，《汉书·司马迁传》引此无 ‘天子退’三字，作 ‘贬诸侯’，当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然后极言“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 “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有国者，为人臣者，为人父者，为人子者皆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都将遭大祸，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孔子世家》尤有“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诸要义。《儒林传》亦云：“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上面引录的《史记》各篇中的精辟语句有力地证明，重《春秋》、尊孔子的确是司马迁的基本思想倾向，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因而自成系统，诸篇互相印证。而司马迁的春秋学观点乃得自董仲舒的直接传授，其见解与《春秋繁露》中的论点相吻合。

董仲舒和司马迁都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大一统思想。董仲舒在向汉武帝的对策中，论述“大一统”是天地间最长久的普遍原则：“《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言下之意，“大—统”当然也是指导国家政治的最高理论。他又论证皇权的神圣性和正确性：“《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 ‘正’。‘正’次 ‘王’，‘王’次 ‘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子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在《春秋繁露·符瑞》篇中，他倡言“一统乎天下”，讲孔子“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下，是加忧于天下之忧也”。董仲舒主要是依经义对大一统进行阐发，司马迁则整理史料，撰成一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统一的信史，使之流传后世。司马迁继承、发扬了孔孟的大一统民族观，他以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不断加强，表达了民族的共同心理，对于推进国家的统一和教育华夏子孙世世代代牢固树立民族统一的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则，同样尊儒，司马迁与董仲舒又有很大差异。首先，是思想体系不同。司马迁尊儒，是认为孔子从倡导大一统和确立政治体制的原则上为后世制仪法，尤其是从文化和思想教化方面高度推崇孔子的贡献，放在当时的历史关系中来评价孔子的历史地位。司马迁立志著史以继《春秋》，旨在“成一家之言”，建立自己一套独立的思想体系。其突出的特点，是以忠实的态度考察客观历史进程和社会情状，“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总结出民心向背对于政治成败的决定作用，因而把“安民”和“任贤”视为治理国家的最大关键，反映出平民阶层的政治要求，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司马迁发扬了先秦思想家的民本思想，认识到民众是国家政治的根本，以此为线索，总结商周以来的历史变局。《殷本纪》《周本纪》以具体史实，揭示殷纣王倒行逆施，遭到民众痛恨，逐步为其垮台准备了条件；而周的兴起，则是自后稷文王历代“积德行义”，“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在《秦始皇本纪》篇末，对于秦的暴政作了有力的揭露。在项羽、刘邦两篇本纪中，则以此对比手法，揭示项羽失败在于一贯实行杀戮政策，刘邦成功在于一向争取民心的深刻道理。这样一来，对于历史盛衰大事的解释，便完全置于政策的得失和民众的意志这些具体切实、容易明了的问题上。所以正当董仲舒天人感应说风行一时、汉武帝拜神求仙执迷不悟的时代，司马迁却清醒地提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这实际即是对于“王权神授” “天意决定人事”的神学观点作正面的否定。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则是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他通过宣扬王权神授、“天人感应”等理论，为封建统治服务，其学说，虽然在巩固西汉政治“大一统”局面，及为武帝“改制”提供理论依据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其宣扬灾异迷信方面却在历史上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董仲舒把“天”看成是有意志、有目的、主宰人世间万事万物，“天执其道为万物主”。（《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王道三纲，君臣、夫妇、父子关系，是由“天”派生的。封建统治要实行“德”“刑”两手，也是由阴阳决定的。董仲舒还有大量用五行学说来解释封建纲常伦理的神圣性、合理性的言论，如用五行相生解释臣对君、子对父必须尽忠尽孝的道理等。

再则，在文化思想上，司马迁与董仲舒也是对立的。董仲舒在对策中向武帝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一统”，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从矣”。（《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视百家为邪说，要统统使其灭绝。汉武帝采纳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封建文化专制局面的开始。司马迁则兼纳各家学说之长，具有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广阔胸怀。《史记》中对道家（包括汉初黄老学说）、法家（包括管子学说）、纵横家都有适当的肯定，将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各具智慧和光彩的历史人物都载入史册。故梁启超推崇司马迁是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于孔子之学，独得力于《春秋》，西南学派（老庄）、北东学派（管仲齐派）、北西学派（申、商、韩）之精华，皆能咀嚼而融化之……虽谓史公为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可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

总体来说，司马迁著史正处于儒学自西汉初以来已逐步上升到社会文化舞台中心地位，并且成为国家政治和学术指导思想的时代；《史记》的尊儒倾向，是同此一时代之特征相吻合的。这也说明《史记》的产生深深扎根于时代土壤之中，《史记》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楷模，它实同儒学这一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息息相关。从司马迁著史主旨以“继《春秋》”自任，从他对孔子的敬仰和礼赞，特别是《史记》五种体裁首篇的确立和对人物、事件的褒贬，以及取材和史料别择的依据，都证明《史记》全书以儒家学说为主要价值标准。而同时，司马迁的尊儒又与董仲舒不同。司马迁是以忠实地总结历史的发展和反映平民阶层的要求为其著述的基础的，他不仅发扬先秦儒学的优秀部分，而且充分地吸收了时代的营养而加以丰富——这正是《史记》一书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的根源。